一位藏族高干這樣看西藏問題
一位藏族高干這樣看西藏問題
丁一夫 (美國)
能面對事實,面對藏民族的真正想法,允許藏人說出自己的想法,允許媒體交流溝通,是妥善處理西藏問題的第一關。
對於當代中國和國際政治中的“西藏問題”,生活在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的六百萬藏人,到底是什麼看法,這個問題決定了西藏問題在未來歷史中的走向。可是,這個問題對於大多數漢人和中央政府來說,卻不是那麼有把握回答的。其原因是,威權制度下,統治者有一種難以逃脫的“自我誤導”困境。
半個世紀來,中國是一個對言論加以管制的國家。即使是改革開放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社會在思想言論方面空前活躍的時候,對西藏問題的討論,仍然屬於嚴格管制的範疇。於是,各種媒體在西藏問題上全部失去功能,無法起到人們互相交流,上下溝通的作用。當整個國家在西藏問題上只有一個聲音的時候,你就不可能知道這種聲音是國家機器幾十年宣傳說服了群眾,或是因為群眾出於對國家機器的害怕而不再說出真話。久而久之,統治者卻會被自己制造的統一輿論而誤導,甚至成為自己制造出來的統一輿論的奴隸,想不被誤導都很難。
這也是過去半個世紀裡發生過一些瘋狂而荒唐的事情,事後不可思議,當時卻上上下下無人能出來反對的原因。過去半個世紀證明了這樣一個規律:當一個話題,被嚴加管制,連一點自由討論的空間也不給的時候,人們在這個話題上多半處於自我誤導和互相誤導的狀態。往往在國家和社會付出了巨大代價以後,人們會問,為什麼當時沒有人出來提出不同意見,為什麼全民陷入思維的誤區?
於是,當時就能夠打破統一輿論的壓力,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在中國歷史上就特別可貴。最近,筆者讀到了一位西藏老干部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表達了完全不同於官方報紙輿論的意見。信中說到,寫信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擔任過西藏自治區主席的職務。這一封信,反應了很多藏人平時沒有說,或者沒有機會說的話。
大西藏問題的由來和是非
國際政治中的“西藏問題”和國內政治中的“西藏問題”,其內容有所不同。在國際政治中,西藏問題主要是西藏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問題,近年來則集中在西藏人民和藏民族的人權和民族自治權問題上;而在國內政治中,政府主導的輿論將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謂“大西藏”問題,以及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談判上。
這位藏族高干在信中指出,大西藏自治區的問題,現在是西藏和藏區藏族干部談虎色變的一個敏感禁區,有點“文字獄” 的味道。但是,大西藏自治區的概念,其實是五十年代中共中央高層自己提出來的。1956年,中央就有過這個考慮,陳毅到拉薩參加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慶典的時候就談了這個問題,為此還讓藏族資格最老的共產黨干部天寶到周邊省份的藏區考察和征求意見,有藏區的周邊省份的負責人其實都知道。1957年初,青海省的孫作賓省長在阿沛`阿旺`晉美路過青海時,還和阿沛正式談過此事。可見,大西藏的概念並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後來西藏局勢和漢藏關系發生了變化,此事才不了了之。
信中指出,按照我國憲法和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在藏族聚居地區,設立大西藏自治區,這種提法“是沒錯的” ,因為“從歷史上看,青海,四川,甘肅,雲南這幾個藏族地區與西藏過去的吐博政權是一個藏族地區,但在經過戰爭和時代變遷後,尤其是清朝政府為了利於其統治,有意將西藏的區域範圍縮小分割,才形成今天的這種藏區格局。……他們總體上都是聚居在一個大的區域裡,緊密相連而息息相通。”
但是,信中指出,他本人並不主張大西藏自治區,認為它在實際工作中不可行。他透露,1987年,達賴喇嘛的姐夫彭措扎西到北京來的時候,他們在民族文化宮談話,他就從經濟、交通通信和周邊省份的聯系幾個方面提出,大西藏在實際工作中的困難。他說,還有一個因素他沒有講,就是如果成立大西藏自治區,“某些漢族的民族情緒也需要加以重視才行。”
他說,“等到百八十年以後,藏族地區如果出問題的話,大藏族自治區這個問題可能也在其中。所以,我們不如現在就從各個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疏導性的探討,而不是堵住有此想法人的嘴。”
藏人心中的達賴喇嘛
信中透露,他在2005年就曾經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過報告,談達賴喇嘛問題。他指出:“一定要承認達賴是信仰喇嘛教群眾和喇嘛的根本活佛,這是西藏歷史形成的客觀事實,而不是隨便哪個人給他加上的這個王冠。” 為了在西藏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根本性的意識障礙仍然是如何對待達賴在西藏的影響力問題。西藏有句俗話,意思是讓人說出內心真實想法的話,而不是說脖子以上的話。據我所知,藏族群眾中,真正反對達賴的僅占極少數,西藏和藏區尊崇達賴的人仍是大多數。”
這封給政治局常委的信公開批評了李瑞環當年給達賴喇嘛戴的四頂政治帽子:“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擾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
他指出,這些年在藏族信教群眾中批判達賴,造成了群眾的逆反心理。“前兩年《西藏日報》上竟有文章說,西藏有6 0 %多的群眾是反對達賴的。像這種虛假報道再不能出現了,這完全是自欺欺人。前些年沒收達賴照片期間,西藏有些普通群眾和喇嘛們就表示,共產黨可以收走達賴的照片,但我們的心是收不走的。”
他說,“西藏宗教上的許多問題都是圍繞著達賴展開發生的。有一點我們應該清楚地知道,達賴並不單純是某一世的達賴個體,而是整個西藏宗教政治體系傳承下來的一個點。” 所以,“達賴這個政治死結不管有多難解都要解,因為你今天不解,明天這個死結可能會更大,更死,而達賴問題早晚要解決,不是我們主動來解決,就是在事件爆發中被動來解決。”
這封信,是一個藏族高級干部寫給中央的政治建言。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這樣做要冒極大風險。正因為如此,“逆耳忠言” 必定更真實地反應了藏族干部和群眾的內心想法。這些想法,如今不說出來,或者沒有機會說出來,也許風平浪靜,卻可能正在一個高原民族的內心釀成風暴。能面對事實,面對藏民族的真正想法,允許藏人說出自己的想法,允許媒體交流溝通,恐怕是未來中央政府有能力妥善處理西藏問題必然要過的第一關。
能面對事實,面對藏民族的真正想法,允許藏人說出自己的想法,允許媒體交流溝通,是妥善處理西藏問題的第一關。
對於當代中國和國際政治中的“西藏問題”,生活在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的六百萬藏人,到底是什麼看法,這個問題決定了西藏問題在未來歷史中的走向。可是,這個問題對於大多數漢人和中央政府來說,卻不是那麼有把握回答的。其原因是,威權制度下,統治者有一種難以逃脫的“自我誤導”困境。
半個世紀來,中國是一個對言論加以管制的國家。即使是改革開放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社會在思想言論方面空前活躍的時候,對西藏問題的討論,仍然屬於嚴格管制的範疇。於是,各種媒體在西藏問題上全部失去功能,無法起到人們互相交流,上下溝通的作用。當整個國家在西藏問題上只有一個聲音的時候,你就不可能知道這種聲音是國家機器幾十年宣傳說服了群眾,或是因為群眾出於對國家機器的害怕而不再說出真話。久而久之,統治者卻會被自己制造的統一輿論而誤導,甚至成為自己制造出來的統一輿論的奴隸,想不被誤導都很難。
這也是過去半個世紀裡發生過一些瘋狂而荒唐的事情,事後不可思議,當時卻上上下下無人能出來反對的原因。過去半個世紀證明了這樣一個規律:當一個話題,被嚴加管制,連一點自由討論的空間也不給的時候,人們在這個話題上多半處於自我誤導和互相誤導的狀態。往往在國家和社會付出了巨大代價以後,人們會問,為什麼當時沒有人出來提出不同意見,為什麼全民陷入思維的誤區?
於是,當時就能夠打破統一輿論的壓力,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在中國歷史上就特別可貴。最近,筆者讀到了一位西藏老干部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表達了完全不同於官方報紙輿論的意見。信中說到,寫信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擔任過西藏自治區主席的職務。這一封信,反應了很多藏人平時沒有說,或者沒有機會說的話。
《人與人權》(http://www.renyurenquan.org)發表的文章文責自負,
均不代表中國人權(http://big5.hrichina.org)的立場觀點,除特別注明。
主編:胡平
責任編輯:一平
丁一夫 (美國)
能面對事實,面對藏民族的真正想法,允許藏人說出自己的想法,允許媒體交流溝通,是妥善處理西藏問題的第一關。
對於當代中國和國際政治中的“西藏問題”,生活在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的六百萬藏人,到底是什麼看法,這個問題決定了西藏問題在未來歷史中的走向。可是,這個問題對於大多數漢人和中央政府來說,卻不是那麼有把握回答的。其原因是,威權制度下,統治者有一種難以逃脫的“自我誤導”困境。
半個世紀來,中國是一個對言論加以管制的國家。即使是改革開放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社會在思想言論方面空前活躍的時候,對西藏問題的討論,仍然屬於嚴格管制的範疇。於是,各種媒體在西藏問題上全部失去功能,無法起到人們互相交流,上下溝通的作用。當整個國家在西藏問題上只有一個聲音的時候,你就不可能知道這種聲音是國家機器幾十年宣傳說服了群眾,或是因為群眾出於對國家機器的害怕而不再說出真話。久而久之,統治者卻會被自己制造的統一輿論而誤導,甚至成為自己制造出來的統一輿論的奴隸,想不被誤導都很難。
這也是過去半個世紀裡發生過一些瘋狂而荒唐的事情,事後不可思議,當時卻上上下下無人能出來反對的原因。過去半個世紀證明了這樣一個規律:當一個話題,被嚴加管制,連一點自由討論的空間也不給的時候,人們在這個話題上多半處於自我誤導和互相誤導的狀態。往往在國家和社會付出了巨大代價以後,人們會問,為什麼當時沒有人出來提出不同意見,為什麼全民陷入思維的誤區?
於是,當時就能夠打破統一輿論的壓力,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在中國歷史上就特別可貴。最近,筆者讀到了一位西藏老干部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表達了完全不同於官方報紙輿論的意見。信中說到,寫信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擔任過西藏自治區主席的職務。這一封信,反應了很多藏人平時沒有說,或者沒有機會說的話。
大西藏問題的由來和是非
國際政治中的“西藏問題”和國內政治中的“西藏問題”,其內容有所不同。在國際政治中,西藏問題主要是西藏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問題,近年來則集中在西藏人民和藏民族的人權和民族自治權問題上;而在國內政治中,政府主導的輿論將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謂“大西藏”問題,以及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談判上。
這位藏族高干在信中指出,大西藏自治區的問題,現在是西藏和藏區藏族干部談虎色變的一個敏感禁區,有點“文字獄” 的味道。但是,大西藏自治區的概念,其實是五十年代中共中央高層自己提出來的。1956年,中央就有過這個考慮,陳毅到拉薩參加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慶典的時候就談了這個問題,為此還讓藏族資格最老的共產黨干部天寶到周邊省份的藏區考察和征求意見,有藏區的周邊省份的負責人其實都知道。1957年初,青海省的孫作賓省長在阿沛`阿旺`晉美路過青海時,還和阿沛正式談過此事。可見,大西藏的概念並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後來西藏局勢和漢藏關系發生了變化,此事才不了了之。
信中指出,按照我國憲法和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在藏族聚居地區,設立大西藏自治區,這種提法“是沒錯的” ,因為“從歷史上看,青海,四川,甘肅,雲南這幾個藏族地區與西藏過去的吐博政權是一個藏族地區,但在經過戰爭和時代變遷後,尤其是清朝政府為了利於其統治,有意將西藏的區域範圍縮小分割,才形成今天的這種藏區格局。……他們總體上都是聚居在一個大的區域裡,緊密相連而息息相通。”
但是,信中指出,他本人並不主張大西藏自治區,認為它在實際工作中不可行。他透露,1987年,達賴喇嘛的姐夫彭措扎西到北京來的時候,他們在民族文化宮談話,他就從經濟、交通通信和周邊省份的聯系幾個方面提出,大西藏在實際工作中的困難。他說,還有一個因素他沒有講,就是如果成立大西藏自治區,“某些漢族的民族情緒也需要加以重視才行。”
他說,“等到百八十年以後,藏族地區如果出問題的話,大藏族自治區這個問題可能也在其中。所以,我們不如現在就從各個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疏導性的探討,而不是堵住有此想法人的嘴。”
藏人心中的達賴喇嘛
信中透露,他在2005年就曾經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過報告,談達賴喇嘛問題。他指出:“一定要承認達賴是信仰喇嘛教群眾和喇嘛的根本活佛,這是西藏歷史形成的客觀事實,而不是隨便哪個人給他加上的這個王冠。” 為了在西藏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根本性的意識障礙仍然是如何對待達賴在西藏的影響力問題。西藏有句俗話,意思是讓人說出內心真實想法的話,而不是說脖子以上的話。據我所知,藏族群眾中,真正反對達賴的僅占極少數,西藏和藏區尊崇達賴的人仍是大多數。”
這封給政治局常委的信公開批評了李瑞環當年給達賴喇嘛戴的四頂政治帽子:“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擾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
他指出,這些年在藏族信教群眾中批判達賴,造成了群眾的逆反心理。“前兩年《西藏日報》上竟有文章說,西藏有6 0 %多的群眾是反對達賴的。像這種虛假報道再不能出現了,這完全是自欺欺人。前些年沒收達賴照片期間,西藏有些普通群眾和喇嘛們就表示,共產黨可以收走達賴的照片,但我們的心是收不走的。”
他說,“西藏宗教上的許多問題都是圍繞著達賴展開發生的。有一點我們應該清楚地知道,達賴並不單純是某一世的達賴個體,而是整個西藏宗教政治體系傳承下來的一個點。” 所以,“達賴這個政治死結不管有多難解都要解,因為你今天不解,明天這個死結可能會更大,更死,而達賴問題早晚要解決,不是我們主動來解決,就是在事件爆發中被動來解決。”
這封信,是一個藏族高級干部寫給中央的政治建言。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這樣做要冒極大風險。正因為如此,“逆耳忠言” 必定更真實地反應了藏族干部和群眾的內心想法。這些想法,如今不說出來,或者沒有機會說出來,也許風平浪靜,卻可能正在一個高原民族的內心釀成風暴。能面對事實,面對藏民族的真正想法,允許藏人說出自己的想法,允許媒體交流溝通,恐怕是未來中央政府有能力妥善處理西藏問題必然要過的第一關。
能面對事實,面對藏民族的真正想法,允許藏人說出自己的想法,允許媒體交流溝通,是妥善處理西藏問題的第一關。
對於當代中國和國際政治中的“西藏問題”,生活在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的六百萬藏人,到底是什麼看法,這個問題決定了西藏問題在未來歷史中的走向。可是,這個問題對於大多數漢人和中央政府來說,卻不是那麼有把握回答的。其原因是,威權制度下,統治者有一種難以逃脫的“自我誤導”困境。
半個世紀來,中國是一個對言論加以管制的國家。即使是改革開放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社會在思想言論方面空前活躍的時候,對西藏問題的討論,仍然屬於嚴格管制的範疇。於是,各種媒體在西藏問題上全部失去功能,無法起到人們互相交流,上下溝通的作用。當整個國家在西藏問題上只有一個聲音的時候,你就不可能知道這種聲音是國家機器幾十年宣傳說服了群眾,或是因為群眾出於對國家機器的害怕而不再說出真話。久而久之,統治者卻會被自己制造的統一輿論而誤導,甚至成為自己制造出來的統一輿論的奴隸,想不被誤導都很難。
這也是過去半個世紀裡發生過一些瘋狂而荒唐的事情,事後不可思議,當時卻上上下下無人能出來反對的原因。過去半個世紀證明了這樣一個規律:當一個話題,被嚴加管制,連一點自由討論的空間也不給的時候,人們在這個話題上多半處於自我誤導和互相誤導的狀態。往往在國家和社會付出了巨大代價以後,人們會問,為什麼當時沒有人出來提出不同意見,為什麼全民陷入思維的誤區?
於是,當時就能夠打破統一輿論的壓力,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在中國歷史上就特別可貴。最近,筆者讀到了一位西藏老干部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表達了完全不同於官方報紙輿論的意見。信中說到,寫信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擔任過西藏自治區主席的職務。這一封信,反應了很多藏人平時沒有說,或者沒有機會說的話。
《人與人權》(http://www.renyurenquan.org)發表的文章文責自負,
均不代表中國人權(http://big5.hrichina.org)的立場觀點,除特別注明。
主編:胡平
責任編輯: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