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淋 : 中間道路之雙贏局面
“中間道路”是“雙贏”之路
李江琳
“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帶領藏人基於重大政治讓步而提出的妥協主張,這一主張是兼顧了雙方的利益和訴求,是切實可行的,也可以作為未來制度轉型中打開僵局的金鑰匙……
“中間道路”是巨大的讓步妥協
三十多年前,達賴喇嘛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方案,得到了流亡藏人的擁護。此後,達賴喇嘛的這一主張從未動搖過。所謂中間道路,就是在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藏人不接受西藏的現狀,要求改變,但是不尋求西藏的獨立,而是取“中間路線”,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尋求整個西藏三區名副其實的自治。
“中間道路”對於西藏民族來說,首先是一個巨大的讓步和妥協。在歷史上,一直到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為止,西藏一直是有自己的政府的。這一政府有其獨特的權力結構,獨特的傳承方式,領導著一個完整的國家。“西藏地方政府”這一說法,一直要到1951年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城下之盟”時才第一次出現。所以,在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流亡藏人的政治訴求是西藏的獨立,這一獨立訴求是有其歷史依據的。而“中間道路”則明確地放棄了這一獨立訴求。
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不只是從現實政治的力量對比出發而做出的策略性退讓,而是有其深刻佛教哲理的。佛教講“無常”,承認世間一切無時無刻都在不停的變動之中,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不變的。怎樣對待這種變動,考驗著每個人的智慧和慈悲心。佛教提倡每個人審視自己的動機,要求自己懷著善良的動機,做的事情不僅對自己有利,也要對他人、對各方都有利。基於佛教哲理的“中道”是通過放棄自己一方的重大利益,以此保證有關各方必要的利益,從而避免各方長遠的衝突。對藏人而言,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治主張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與民族特性得到保護、延續和發展,同時也保證了中國對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的要求,而且對鄰國而言,“中間道路”有利於世界和平與區域安全。
胡趙之後關上了漢藏對話大門
對於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來說,提出放棄獨立訴求的“中間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7條協議”簽訂後不到10年,中共就在拉薩發動戰爭,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噶廈政府被取締,實現了毛澤東1950年1月2日從莫斯科發出的電報中,要把西藏“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這一預定目標。自1956年至1962年,藏民族經歷了歷史上最慘重的災難。根據官方資料,藏人人口損失至少達總人口的10%.數千年裡積累的寺院和民間財富被掠奪殆盡,寺院大多數被拆毀、占用,四大法王皆流亡海外。在這樣的情況下,藏人普遍要求獨立不僅是自然的,也是正當的。
達賴喇嘛流亡後不久就在思考怎樣從當時極端困難的漢藏關系糾結中找到解脫的途徑。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就在討論這一問題。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向流亡藏人發出“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的信息,達賴喇嘛正式向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提出了“中間道路”的主張。從此以後,藏人的這一主張從來沒有動搖和改變過。
正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主張,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漢藏關系的緩和氣氛創造了條件。但是,隨著胡耀邦、趙紫陽等開明改革派的政治失勢,中國政府轉而采取十分強硬的立場,關上了漢藏對話的大門,並且開始攻擊達賴喇嘛個人,使漢藏關系迅速降溫到了冰點。這就是如今在西藏和周邊四省藏區民族關系非常緊張的起因。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在西藏和周邊四省藏區,存在著非常嚴重的侵犯人權的事情。年輕藏人僧俗的接連自焚抗議,使得中國政府已經不可能向全世界隱瞞藏區的真相。中國政府的“治藏”方針是不惜一切代價的“維穩”。這種“維穩”將會使藏區的人權狀況更為惡化。“治藏”官員們公開宣稱,他們是要用拖的辦法,拖到達賴喇嘛去世,指望一個沒有達賴喇嘛的西藏會更容易治理,西藏問題將自然而然地消失。
民族自治關乎中國民主轉型
這種想法,就像指望“維穩”能夠讓中國的政治狀態會永遠延續下去,不必改變一樣,是統治者的一廂情願。中國的政治制度,看似強大,實質有其十分脆弱的一面。它不僅缺乏糾錯機制,而且有一種“錯了必須更錯”才能維護下去的特點。最近的重慶事件又一次證明,共產黨統治中國六十多年,仍然沒有解決領導人如何接班的問題。當政者都不得不考慮,接班人上台後是否會“挖祖墳”,即糾正前任累積起來的錯誤。事實證明,鄧小平的“欽點”和“隔代欽點”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於是,“接班”仍然是“政治危機”的同名詞。
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和民間有越來越多的人明白,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改革的方向要符合世界政治的大潮流,保障人權,提升民主。制度轉型一旦啟動,言路開放,民眾訴求有了表達的途徑,邊疆民族問題必定隨之浮出水面,西藏問題將首當其衝地成為未來中國政治制度轉型過程中的重大議題。這一議題解決得好,邊疆民族問題就能以其為樣板得到妥善解決,中國的民主化轉型成功的幾率就大,反之,這一議題得不到解決,中國邊疆民族地區必定處於不安定之中,中國的民主化轉型成功的幾率就大為降低。邊疆民族的自治訴求,和中國民眾的民主訴求,有本質上的一致性。如果邊疆民族得不到他們要求的自治,中國民眾就得不到他們要求的民主。
到那個時候,中國民眾就能看到,達賴喇嘛的“中道”理念和“中間道路”的政治主張,對於中國未來的意義。“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帶領藏人基於重大政治讓步而提出的妥協主張,這一主張是兼顧了雙方的利益和訴求,是雙贏的,也是切實可行的。這一理念和主張,也可以作為未來制度轉型中打開僵局的金鑰匙,那就是雙方都做出一定的妥協和讓步,來尋找共同接受的解決辦法,爭取雙贏,避免你死我活的爭鬥。
李江琳
“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帶領藏人基於重大政治讓步而提出的妥協主張,這一主張是兼顧了雙方的利益和訴求,是切實可行的,也可以作為未來制度轉型中打開僵局的金鑰匙……
“中間道路”是巨大的讓步妥協
三十多年前,達賴喇嘛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方案,得到了流亡藏人的擁護。此後,達賴喇嘛的這一主張從未動搖過。所謂中間道路,就是在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藏人不接受西藏的現狀,要求改變,但是不尋求西藏的獨立,而是取“中間路線”,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尋求整個西藏三區名副其實的自治。
“中間道路”對於西藏民族來說,首先是一個巨大的讓步和妥協。在歷史上,一直到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為止,西藏一直是有自己的政府的。這一政府有其獨特的權力結構,獨特的傳承方式,領導著一個完整的國家。“西藏地方政府”這一說法,一直要到1951年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城下之盟”時才第一次出現。所以,在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流亡藏人的政治訴求是西藏的獨立,這一獨立訴求是有其歷史依據的。而“中間道路”則明確地放棄了這一獨立訴求。
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不只是從現實政治的力量對比出發而做出的策略性退讓,而是有其深刻佛教哲理的。佛教講“無常”,承認世間一切無時無刻都在不停的變動之中,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不變的。怎樣對待這種變動,考驗著每個人的智慧和慈悲心。佛教提倡每個人審視自己的動機,要求自己懷著善良的動機,做的事情不僅對自己有利,也要對他人、對各方都有利。基於佛教哲理的“中道”是通過放棄自己一方的重大利益,以此保證有關各方必要的利益,從而避免各方長遠的衝突。對藏人而言,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治主張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與民族特性得到保護、延續和發展,同時也保證了中國對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的要求,而且對鄰國而言,“中間道路”有利於世界和平與區域安全。
胡趙之後關上了漢藏對話大門
對於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來說,提出放棄獨立訴求的“中間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7條協議”簽訂後不到10年,中共就在拉薩發動戰爭,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噶廈政府被取締,實現了毛澤東1950年1月2日從莫斯科發出的電報中,要把西藏“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這一預定目標。自1956年至1962年,藏民族經歷了歷史上最慘重的災難。根據官方資料,藏人人口損失至少達總人口的10%.數千年裡積累的寺院和民間財富被掠奪殆盡,寺院大多數被拆毀、占用,四大法王皆流亡海外。在這樣的情況下,藏人普遍要求獨立不僅是自然的,也是正當的。
達賴喇嘛流亡後不久就在思考怎樣從當時極端困難的漢藏關系糾結中找到解脫的途徑。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就在討論這一問題。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向流亡藏人發出“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的信息,達賴喇嘛正式向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提出了“中間道路”的主張。從此以後,藏人的這一主張從來沒有動搖和改變過。
正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主張,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漢藏關系的緩和氣氛創造了條件。但是,隨著胡耀邦、趙紫陽等開明改革派的政治失勢,中國政府轉而采取十分強硬的立場,關上了漢藏對話的大門,並且開始攻擊達賴喇嘛個人,使漢藏關系迅速降溫到了冰點。這就是如今在西藏和周邊四省藏區民族關系非常緊張的起因。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在西藏和周邊四省藏區,存在著非常嚴重的侵犯人權的事情。年輕藏人僧俗的接連自焚抗議,使得中國政府已經不可能向全世界隱瞞藏區的真相。中國政府的“治藏”方針是不惜一切代價的“維穩”。這種“維穩”將會使藏區的人權狀況更為惡化。“治藏”官員們公開宣稱,他們是要用拖的辦法,拖到達賴喇嘛去世,指望一個沒有達賴喇嘛的西藏會更容易治理,西藏問題將自然而然地消失。
民族自治關乎中國民主轉型
這種想法,就像指望“維穩”能夠讓中國的政治狀態會永遠延續下去,不必改變一樣,是統治者的一廂情願。中國的政治制度,看似強大,實質有其十分脆弱的一面。它不僅缺乏糾錯機制,而且有一種“錯了必須更錯”才能維護下去的特點。最近的重慶事件又一次證明,共產黨統治中國六十多年,仍然沒有解決領導人如何接班的問題。當政者都不得不考慮,接班人上台後是否會“挖祖墳”,即糾正前任累積起來的錯誤。事實證明,鄧小平的“欽點”和“隔代欽點”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於是,“接班”仍然是“政治危機”的同名詞。
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和民間有越來越多的人明白,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改革的方向要符合世界政治的大潮流,保障人權,提升民主。制度轉型一旦啟動,言路開放,民眾訴求有了表達的途徑,邊疆民族問題必定隨之浮出水面,西藏問題將首當其衝地成為未來中國政治制度轉型過程中的重大議題。這一議題解決得好,邊疆民族問題就能以其為樣板得到妥善解決,中國的民主化轉型成功的幾率就大,反之,這一議題得不到解決,中國邊疆民族地區必定處於不安定之中,中國的民主化轉型成功的幾率就大為降低。邊疆民族的自治訴求,和中國民眾的民主訴求,有本質上的一致性。如果邊疆民族得不到他們要求的自治,中國民眾就得不到他們要求的民主。
到那個時候,中國民眾就能看到,達賴喇嘛的“中道”理念和“中間道路”的政治主張,對於中國未來的意義。“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帶領藏人基於重大政治讓步而提出的妥協主張,這一主張是兼顧了雙方的利益和訴求,是雙贏的,也是切實可行的。這一理念和主張,也可以作為未來制度轉型中打開僵局的金鑰匙,那就是雙方都做出一定的妥協和讓步,來尋找共同接受的解決辦法,爭取雙贏,避免你死我活的爭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