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人和國際藏學家談西藏問題的起源與性質
西藏文化人和國際藏學家談西藏問題的起源與性質
作者: 桑傑嘉 朱瑞
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應該是從1949年開始的:從這時起,中共軍隊開始入侵西藏。因此,毫無疑問,1949年的入侵,才是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從西藏人的角度看,中共政權本來就是非法的。因為有目共睹,世界上的合法政府都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但中國共產黨政權不是這樣。當然,中共政府會說他們發展了經濟,但同時,他們對人權的侵犯也非常嚴重。對於西藏,中共政府一貫宣傳他們的“建設”和“發展”, 其實這非常可笑,他們給予西藏的和從西藏掠奪的根本不成比例,他們給西藏民族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傷害和人權災難。桑傑嘉 朱瑞采訪/整理
美籍華人學者李江琳女士在《洗不干淨的血手——發生在藏區的國家罪行》一文中,這樣論斷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藏區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問題的源頭……1955-1956年的時間點,是了解和理解西藏問題的關鍵點……就是西藏問題的真正源頭。”並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采訪中表示:“現在的西藏問題,不是1951年產生的,而是從1956年開始,在西藏周邊的藏區進行暴力土改以後產生的。”
我們認為這樣闡釋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不僅從學術上來說很有問題,而且不符合史實,甚至對藏人造成了損害。因為李江琳女士近年來致力於研究西藏當代史,在流亡藏人社區走訪了很多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並撰文多篇批評中共在圖伯特的罪惡。李女士的這篇文章,也用大量中共發布的數據揭露了中共的罪行。正因為如此,李女士如此闡釋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對於由於信息不暢,本來就對西藏問題缺乏了解的漢人讀者來說,更具有一定的誤導性。關於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和性質,藏人和國際藏學界普遍認為,是從1949年開始的中國對圖伯特(西藏)的侵略。為了呈現藏人和國際藏學家的觀點,我們特別就此問題對一些藏人和國際藏學家進行了采訪,以下是錄音整理。
拉桑次仁(Lhasang Tsering):畢業於WYNBERG ALLEN SCHOOL,曾赴穆斯塘,准備參加四水六崗與中共解放軍作戰,然而,穆斯塘基地被迫轍消。後在流亡政府任職。前西藏青年會會長。現為流亡社區著名異議人士。
作為藏人,我當然以1949年為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因為,這是中國對西藏三區入侵的開始,雖然在這以前共產黨也來過西藏,但是,1949年是中國共產黨開始執政,從這時起,就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入侵了。
西藏的獨立,不要說幾千年的歷史,僅從語言的角度研究,也非常清楚,藏語是與漢語完全不同的語言和文字,為什麼這個語言一直保存了下來?說明西藏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這是沒有爭議的。其實,有關西藏獨立的情況,且不說藏人的觀點,僅從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發明的“解放”一詞,就足以說明西藏是個獨立的國家。而在武力下強迫我們簽訂的《十七條協議》,也說明了這個問題。這位漢人學者將當代西藏的起源和關鍵點說成是由於1956年“民改”,讓我深感遺憾。沒有想到,這些漢人學者,已退步到可以隨意改寫史實的程度。
雖然中共是我們的敵人,但是,我們一直尊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現在,中國境內也有人反對這個中共政權,中國當局為了抓住統治權,就把大部分錢花在了“維穩”上。中國人應該認真考慮,一個正常的國家,應該把錢花在改善人們的生活上的,而不是跟鄰國對立,跟世界對立,還有,跟他自己的人民對立。當然,中國人的反抗與西藏人的反抗完全不同,無論從國際法還是從文明的角度看,中國對西藏都是入侵,是違背文明價值的。
雖然現在我們提倡中間道路,也就是要求在中國的框架下自治,但是,我認為跟中共政府沒有任何理可講,另外,我也不會把我的孩子交給一個屠殺了我父母的政權。解決西藏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西藏作為聯合國的和平區域而存在。 我反對中間道路,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這樣一個無望的共產政府。
才旺仁增(Tsering Rigzin), 出生於印度,曾就讀於美國,現任西藏青年會會長。
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應該是從1949年開始的:從這時起,中國軍隊開始入侵西藏。漢人學者的這種1956年“民改論”,是一種編造,完全不符合事實。這在本質上,也是中國當局的觀點。這樣的人,也只能算是所謂的學者。雖然我得知這種說法時並不吃驚,但無論是我個人還是青年會,都會堅決反對這個說法的。毫無疑問,1949年的入侵,才是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
從我們的角度看,中共政權本來就是非法的。因為有目共睹,世界上的合法政府都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但中國共產黨政權不是這樣。當然,中國當局會說他們發展了經濟,但同時,他們對人權的侵犯也非常嚴重。對於西藏,中國政府一貫宣傳他們的“建設”和“發展”, 其實這非常可笑,他們給予西藏的和從西藏掠奪的根本不成比例,他們的“建設”和“發展”,本質上是為了消滅西藏民族。
從青年會成立時起,我們就堅持西藏獨立的立場。這並不是我們奢求,原因很簡單:1949年中國侵略前,西藏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爭取的是西藏的歷史地位。另外,經過十多輪藏中談判,西藏問題也沒有任何進展。中共統治西藏五十多年來,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不恢復獨立,藏民族是沒有別的出路的,所以,我個人無論是從前還是將來,都會堅持獨立的立場。我們可以與中國作友好鄰居,但是,由中國統治,是絕對行不通的。雖然西藏流亡政府尋求中間道路,但流亡社會是一個民主社會,因此其他聲音,也是允許存在的。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出生於印度,著名西藏詩人,作家,活動家。著有英文詩集《穿越邊界》,散文詩《轉聖地:一個故事和11首詩》,雜文集《Semshook》等。
當代的西藏問題,當然是從1949年開始。其實,這個歷史問題,還可以回溯到更早些時候,早至1911年。為什麼呢?因為現代中國的開始是1911年。當時中華民國希望繼承滿清的所有權利,也嘗試過征服西藏,但那時的中國沒有像後來這樣強大,它本身才剛剛開始,所以沒來得及對西藏和其他鄰國,造成更大的威脅。
有漢人學者提出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是1956年開始的“民改”,這只能代表一部分漢人的觀點,或者她個人的觀點。西藏人是永遠不會承認這個觀點的,這是無法接受的。因為,中國入侵西藏是從1949年開始的。提出這樣的“民改論”,說實話,讓我感到恐懼,這種提法是以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為基礎的。如果說當代西藏問題的產生在於中共的“民主改革”,那麼,從1949年到1956年這段歷史怎麼解釋?就被抹掉了嗎?那些死去的人呢?
在中國歷史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重要,那是一場中國人的革命。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統治整個中國,是第二次中國人的革命。二者在中國歷史上,是很重要的兩件事,中國人民覺得是革命的勝利,是進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寄希望成立的,是中國人的一個黨,中國人民也曾寄希望於這個黨能公平地對待工人、農民,以及社會各階層,寄希望這個黨帶領他們走向繁榮富強,這是中國人的期望,從大的方向說,是中國人認可的黨和政權。
但是,中國人的革命不能強加給西藏。我們一直都在抗議中國對西藏的圖謀,直到今天。也許我們西藏也需要變革,或者說革命,但應該是我們自己的選擇,而不是中國強加我們的,我們也不會接受這種強加的東西。中共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強加給藏人的,是對西藏的壓迫。沒有藏人承認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們也將繼續抗議他們強加給我們的東西。
桑傑嘉(Sangjey kep),出生於安多,畢業於西北民族大學。1999年流亡印度。現任職流亡政府外交部,《西藏通訊》主編。
作為一個藏人,我認為這個問題是沒有任何爭議的,當代西藏問題起源於1949年,特別對安多和康區的入侵,這是起點,在藏人中是沒有任何爭議的。1956年的“民主改革”,只是中共占領西藏後,采取的一個更極端的政策,“民主改革”導致了西藏人的強烈反抗,也死去了很多藏人,但這不是西藏問題的起源,和當代西藏問題的產生沒有任何關系。
如果是一個中國境內的學者或者普通華人說出這樣的觀點,還可以原諒,因為他們有很多信息方面的堵塞。但是,一個生活在西方和自由國家的學者提出這樣的理論,讓我非常吃驚。這就是把當代西藏問題的性質,即中共入侵西藏的史實,完全篡改了。尤其對當前許多剛接觸西藏問題的漢人,這是非常嚴重的誤導,因為他們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我作為一個藏人,對李女士這樣闡釋西藏問題的起源,感到難過。避開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的這個起點來談當代西藏問題,是很有中國官方意味的。很明顯,這就否定了西藏在歷史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把中共對西藏的一個政策上錯誤,偷換成了西藏問題的本質。
而且我也不同意李女士說的:中共在中國的建政與在西藏的建政一樣。事實上,中共政權在西藏的建政和在中國的建政是完全不同的。中共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是作為中國的一個政黨進行執政,而對西藏是侵略占領。作為一個政府,雖然也有中國人反對它的合法性,但總體來說,尤其是在中共建政早期,還是被不少中國人認可的,但是,在西藏,從1949年開始,根本就沒有藏人承認這個政府,它完全是一個侵略者的政權,目的也很明確,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占領,進而消滅西藏民族。
巴瓦 格桑堅參(Kelsang Gyaltsen),出生於康區巴塘,畢業於四川省藏文學校、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曾工作於甘孜州政協、統戰部,1999年流亡印度,現為西藏人民議會議員。
當代西藏問題,當然是從1949年中國入侵西藏開始。眾所周知,歷史上直至1949年,西藏是個獨立的國家,這部分無需爭議。1949年中國入侵西藏,1950年底在昌都戰役中,西藏軍隊被打敗,1951年被迫簽定了《十七條協議》,到1959年西藏抗議全面爆發,達賴喇嘛尊者和噶廈政府流亡,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對西藏的入侵。當代西藏問題的起點,當然是從1949年開始。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完全是以一個殖民者通過同化消滅另一個民族的方式進行的。而中共在中國本土的建政,雖然也對中國文化有摧殘,但是,還是延襲了一些中國文化,與在西藏所采用的方式有著根本的不同。在西藏,是一個外來民族的文化要取代藏民族的文化,要毀滅西藏文化,殖民西藏,這是根本的區別。
1956年只是中共公開撕毀《十七條》,開始對西藏的傳統文化和政權制度進行破壞的起點,並不是西藏問題的起點。中共自己的歷史裡,也對“民主改革”有很多爭論。他們講過,不要再提民主改革了,因為民主改革對西藏文化的破壞是非常大的。不過,中國現在又開始把所謂的民主改革定為正確的政策了。因此,我認為民主改革只能說是中共殖民化西藏的一部分。
有的漢人學者提出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問題的起點,這就回避了西藏當代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我認為,研究西藏當代史,從1949年開始更符合史實。如果避開昌都戰役、《十七條》,那就是不完整的西藏現代史。
在藏中和談中,中國政府一直要求流亡政府方面承認歷史上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達賴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從來也沒有承認過。但是,基於漢藏兩個民族長遠的利益,未來是要在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下跟中國接觸的,但這是另外的事情。
話再說回來,從1949年中國入侵西藏,到五六年搞“民主改革”、五九“平叛”,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整體上構成了當代西藏問題,缺一不可。
多吉次丹(Dorjee Tsetan),出生於印度,現為自由西藏學生運動達蘭薩拉分會主席。
西藏和中國,毫無疑問,是兩個分別獨立的國家。而當代西藏問題的產生,就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入侵,所謂的“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後來的事情。總之,當代西藏問題,是從1949年中國侵略西藏開始產生的。
我感到奇怪,或者說吃驚:居然有漢人學者,把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定為1956年的“民主改革”。持這種觀點,只有兩種可能:要麼這個人根本不了解西藏問題,要麼,故意改寫西藏歷史,改變西藏問題的本質。這一點,作為藏人,我們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就是一種殖民統治。雖然在中國,看上去也有相同的對底層民眾的壓迫,但性質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國,民眾可以為保護環境發表言論,但是在西藏,即便要求保護環境,也會遭到嚴重打壓。另外,在西藏,種族歧視,漢人對藏人的歧視,也是非常嚴重的。中國的法律,很多時候,在西藏是不能實施的。
我不是專家、學者,但是作為年輕一代的自由西藏活動者,我支持西藏爭取獨立。這與西藏問題的產生是有直接聯系的,因為在歷史上西藏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自1949年起被另一個國家所侵略,占領至今。另外,中共政權在西藏的統治,也是非常殘酷的,在這種情況下與中國當局進行對話,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並且,我們一再被中共所欺騙。這也是為什麼,我堅持西藏獨立的立場。
中國一直想迫使達賴喇嘛尊者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尊者從來也沒有承認這個,也無法承認,因為歷史事實不能改變。我們自由西藏學生運動協會現在正在籌備一個紀念西藏獨立一百周年的活動,紀念1913年2月13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就中國圖謀西藏的企圖,嚴正聲明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日子,目前,所有的NGO都在籌備這個紀念活動。
艾略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 )博士,精通藏語和漢語,美國印地安那大學中歐亞研究系西藏學副教授。
把“民主改革”說成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是不行的。毫無疑問,當代西藏問題是從1949年開始的,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圖伯特並沒有受到熱烈歡迎,圖伯特人還進行了武裝抵抗。當時在圖伯特人的眼裡,就已經清楚了中國對他們的惡行。也就是說,在1956年之前,圖伯特人已經有了抵抗。而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中國的一個政策問題。當代西藏問題在這之前就產生了,從中國一入侵圖伯特就開始了。
如果把西藏問題的起源定為1956年“民主改革”,那麼,怎麼解釋圖伯特人在1950年的抵抗呢?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重申了圖伯特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那時,圖伯特人就有了圖伯特國民感。到什麼程度呢,圖伯特的各階層都有了這個國民感,例如根頓群培這些學者,都表達過這種國民感、民族感。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與在中國建政相比,有很大的區別。不但是西藏,也可以說在蒙古和新疆都有這個問題。不過,西藏是特別敏感的。雖然1951年簽定了“十七條”,那個“條”,實質上應該是條約的“條”,當時,從拉薩去北京談判的人不了解這個漢語的技巧,以為是一個條約。但是中國政府寫成了條件的“條”, 他們是故意的。
按照共產主義理論,必須有一個鞏固的中央集權。這樣的話,中國共產黨政權在“十七條”中所承諾的給予圖伯特人的自治,就很難實現了。中共在中國搞了土地改革,那麼到了1956年,中國說西藏方面撕毀了“十七條”,就開始在圖伯特搞土地改革。那時,圖伯特人要求實現民族統一,把康、安多和衛藏統一在一個區域內。中共“民主改革”開始時,尚沒有西藏自治區,只有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統治之下發生的,也影響到了拉薩、日喀則等地區。
在中國,土地很少,人口很多,人們都需要工作,需要吃的;而圖伯特的情況完全相反,土地很多,人口很少。利用土地之名搞革命不行,中共只有另找理由,所以就搞了“民主改革”,特別是搞階級鬥爭。在中國,他們說地主是你的壓迫者,有不少中國人就相信了;但是在圖伯特,使用這個矛盾卻不靈。西藏沒有地主,他們就把寺院說成地主,說是壓迫你們的階級敵人。但是在西藏,一般情況下,每個家庭都有出家人,圖伯特人尊重喇嘛,而且,這些出家人完全不像中國說的那樣剝削人,寺院的物質和經濟,也根本不是中國所污蔑的那樣。所以,中共用同樣的說法,在圖伯特就挑撥不起來階級鬥爭,相反,很多人說,我們跟寺院沒有矛盾,這些外來人是在毀滅我們的寺院,破壞我們的傳統社會,我們跟這些外來人才有矛盾。這就產生了民族矛盾,你可以從班禪喇嘛、降邊嘉措等人的書中看到這些。
這個衝突越來越嚴重。圖伯特人的民族感、國民感就會被激發出來,當然這個國民感、民族感是早就有了的,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更比“民主改革”還早。所以,“民主改革”是這個衝突發展的一個階段。現在我們也知道了,1956年起在康,1958年在安多,屠殺了那麼多的藏人,這些人不是“階級敵人”,都是普通人啊,被殺了那麼多!這是中國的政策有問題,但是他們不承認,說是這些藏人有問題。
總之,無論是60年代、70年代、還是80年代的“自治”,都不是圖伯特人期望的那種自治。圖伯特人要求的自治,是除了外交和國防之外,一切權力都該在他們自己的手裡。但是,中國共產黨政權,是要掌握所有的權力的,這就發生了衝突,圖伯特人說,這不是真正的自治,境內這樣說,境外達蘭薩拉這邊也這樣說,說他們要真正的自治。不過,實現真正的自治的話,就改變了中國共產黨政權最基本的原則。
關於圖伯特是否應該獨立,我認為圖伯特人民應該有自決權,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在流亡社會裡,有不少人,如是你問他們,走中間道路行不行,他們都會說贊成,說這是釋加牟尼的佛法。那麼,究竟什麼是中間道路呢?就是說圖伯特要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那麼,如果你換一個角度再問他們:圖伯特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嗎?很多支持中間道路的人就會起來反對了。
這個問題有一點奇怪,他們贊成的不是邏輯,而是說要按照達賴喇嘛尊者的主張去做。只因為是達賴喇嘛尊者要的,他們就接受。這裡有點兒個人崇拜的問題。當然,達賴喇嘛尊者是仁者,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尊崇,與毛澤東、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完全不同。不過,對待中間道路和獨立的主張,也需要一顆誠實的心,需要好好思考。
作者: 桑傑嘉 朱瑞
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應該是從1949年開始的:從這時起,中共軍隊開始入侵西藏。因此,毫無疑問,1949年的入侵,才是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從西藏人的角度看,中共政權本來就是非法的。因為有目共睹,世界上的合法政府都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但中國共產黨政權不是這樣。當然,中共政府會說他們發展了經濟,但同時,他們對人權的侵犯也非常嚴重。對於西藏,中共政府一貫宣傳他們的“建設”和“發展”, 其實這非常可笑,他們給予西藏的和從西藏掠奪的根本不成比例,他們給西藏民族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傷害和人權災難。桑傑嘉 朱瑞采訪/整理
美籍華人學者李江琳女士在《洗不干淨的血手——發生在藏區的國家罪行》一文中,這樣論斷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藏區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問題的源頭……1955-1956年的時間點,是了解和理解西藏問題的關鍵點……就是西藏問題的真正源頭。”並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采訪中表示:“現在的西藏問題,不是1951年產生的,而是從1956年開始,在西藏周邊的藏區進行暴力土改以後產生的。”
我們認為這樣闡釋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不僅從學術上來說很有問題,而且不符合史實,甚至對藏人造成了損害。因為李江琳女士近年來致力於研究西藏當代史,在流亡藏人社區走訪了很多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並撰文多篇批評中共在圖伯特的罪惡。李女士的這篇文章,也用大量中共發布的數據揭露了中共的罪行。正因為如此,李女士如此闡釋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對於由於信息不暢,本來就對西藏問題缺乏了解的漢人讀者來說,更具有一定的誤導性。關於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和性質,藏人和國際藏學界普遍認為,是從1949年開始的中國對圖伯特(西藏)的侵略。為了呈現藏人和國際藏學家的觀點,我們特別就此問題對一些藏人和國際藏學家進行了采訪,以下是錄音整理。
拉桑次仁(Lhasang Tsering):畢業於WYNBERG ALLEN SCHOOL,曾赴穆斯塘,准備參加四水六崗與中共解放軍作戰,然而,穆斯塘基地被迫轍消。後在流亡政府任職。前西藏青年會會長。現為流亡社區著名異議人士。
作為藏人,我當然以1949年為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因為,這是中國對西藏三區入侵的開始,雖然在這以前共產黨也來過西藏,但是,1949年是中國共產黨開始執政,從這時起,就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入侵了。
西藏的獨立,不要說幾千年的歷史,僅從語言的角度研究,也非常清楚,藏語是與漢語完全不同的語言和文字,為什麼這個語言一直保存了下來?說明西藏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這是沒有爭議的。其實,有關西藏獨立的情況,且不說藏人的觀點,僅從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發明的“解放”一詞,就足以說明西藏是個獨立的國家。而在武力下強迫我們簽訂的《十七條協議》,也說明了這個問題。這位漢人學者將當代西藏的起源和關鍵點說成是由於1956年“民改”,讓我深感遺憾。沒有想到,這些漢人學者,已退步到可以隨意改寫史實的程度。
雖然中共是我們的敵人,但是,我們一直尊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現在,中國境內也有人反對這個中共政權,中國當局為了抓住統治權,就把大部分錢花在了“維穩”上。中國人應該認真考慮,一個正常的國家,應該把錢花在改善人們的生活上的,而不是跟鄰國對立,跟世界對立,還有,跟他自己的人民對立。當然,中國人的反抗與西藏人的反抗完全不同,無論從國際法還是從文明的角度看,中國對西藏都是入侵,是違背文明價值的。
雖然現在我們提倡中間道路,也就是要求在中國的框架下自治,但是,我認為跟中共政府沒有任何理可講,另外,我也不會把我的孩子交給一個屠殺了我父母的政權。解決西藏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西藏作為聯合國的和平區域而存在。 我反對中間道路,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這樣一個無望的共產政府。
才旺仁增(Tsering Rigzin), 出生於印度,曾就讀於美國,現任西藏青年會會長。
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應該是從1949年開始的:從這時起,中國軍隊開始入侵西藏。漢人學者的這種1956年“民改論”,是一種編造,完全不符合事實。這在本質上,也是中國當局的觀點。這樣的人,也只能算是所謂的學者。雖然我得知這種說法時並不吃驚,但無論是我個人還是青年會,都會堅決反對這個說法的。毫無疑問,1949年的入侵,才是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
從我們的角度看,中共政權本來就是非法的。因為有目共睹,世界上的合法政府都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但中國共產黨政權不是這樣。當然,中國當局會說他們發展了經濟,但同時,他們對人權的侵犯也非常嚴重。對於西藏,中國政府一貫宣傳他們的“建設”和“發展”, 其實這非常可笑,他們給予西藏的和從西藏掠奪的根本不成比例,他們的“建設”和“發展”,本質上是為了消滅西藏民族。
從青年會成立時起,我們就堅持西藏獨立的立場。這並不是我們奢求,原因很簡單:1949年中國侵略前,西藏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爭取的是西藏的歷史地位。另外,經過十多輪藏中談判,西藏問題也沒有任何進展。中共統治西藏五十多年來,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不恢復獨立,藏民族是沒有別的出路的,所以,我個人無論是從前還是將來,都會堅持獨立的立場。我們可以與中國作友好鄰居,但是,由中國統治,是絕對行不通的。雖然西藏流亡政府尋求中間道路,但流亡社會是一個民主社會,因此其他聲音,也是允許存在的。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出生於印度,著名西藏詩人,作家,活動家。著有英文詩集《穿越邊界》,散文詩《轉聖地:一個故事和11首詩》,雜文集《Semshook》等。
當代的西藏問題,當然是從1949年開始。其實,這個歷史問題,還可以回溯到更早些時候,早至1911年。為什麼呢?因為現代中國的開始是1911年。當時中華民國希望繼承滿清的所有權利,也嘗試過征服西藏,但那時的中國沒有像後來這樣強大,它本身才剛剛開始,所以沒來得及對西藏和其他鄰國,造成更大的威脅。
有漢人學者提出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是1956年開始的“民改”,這只能代表一部分漢人的觀點,或者她個人的觀點。西藏人是永遠不會承認這個觀點的,這是無法接受的。因為,中國入侵西藏是從1949年開始的。提出這樣的“民改論”,說實話,讓我感到恐懼,這種提法是以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為基礎的。如果說當代西藏問題的產生在於中共的“民主改革”,那麼,從1949年到1956年這段歷史怎麼解釋?就被抹掉了嗎?那些死去的人呢?
在中國歷史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重要,那是一場中國人的革命。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統治整個中國,是第二次中國人的革命。二者在中國歷史上,是很重要的兩件事,中國人民覺得是革命的勝利,是進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寄希望成立的,是中國人的一個黨,中國人民也曾寄希望於這個黨能公平地對待工人、農民,以及社會各階層,寄希望這個黨帶領他們走向繁榮富強,這是中國人的期望,從大的方向說,是中國人認可的黨和政權。
但是,中國人的革命不能強加給西藏。我們一直都在抗議中國對西藏的圖謀,直到今天。也許我們西藏也需要變革,或者說革命,但應該是我們自己的選擇,而不是中國強加我們的,我們也不會接受這種強加的東西。中共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強加給藏人的,是對西藏的壓迫。沒有藏人承認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們也將繼續抗議他們強加給我們的東西。
桑傑嘉(Sangjey kep),出生於安多,畢業於西北民族大學。1999年流亡印度。現任職流亡政府外交部,《西藏通訊》主編。
作為一個藏人,我認為這個問題是沒有任何爭議的,當代西藏問題起源於1949年,特別對安多和康區的入侵,這是起點,在藏人中是沒有任何爭議的。1956年的“民主改革”,只是中共占領西藏後,采取的一個更極端的政策,“民主改革”導致了西藏人的強烈反抗,也死去了很多藏人,但這不是西藏問題的起源,和當代西藏問題的產生沒有任何關系。
如果是一個中國境內的學者或者普通華人說出這樣的觀點,還可以原諒,因為他們有很多信息方面的堵塞。但是,一個生活在西方和自由國家的學者提出這樣的理論,讓我非常吃驚。這就是把當代西藏問題的性質,即中共入侵西藏的史實,完全篡改了。尤其對當前許多剛接觸西藏問題的漢人,這是非常嚴重的誤導,因為他們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我作為一個藏人,對李女士這樣闡釋西藏問題的起源,感到難過。避開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的這個起點來談當代西藏問題,是很有中國官方意味的。很明顯,這就否定了西藏在歷史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把中共對西藏的一個政策上錯誤,偷換成了西藏問題的本質。
而且我也不同意李女士說的:中共在中國的建政與在西藏的建政一樣。事實上,中共政權在西藏的建政和在中國的建政是完全不同的。中共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是作為中國的一個政黨進行執政,而對西藏是侵略占領。作為一個政府,雖然也有中國人反對它的合法性,但總體來說,尤其是在中共建政早期,還是被不少中國人認可的,但是,在西藏,從1949年開始,根本就沒有藏人承認這個政府,它完全是一個侵略者的政權,目的也很明確,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占領,進而消滅西藏民族。
巴瓦 格桑堅參(Kelsang Gyaltsen),出生於康區巴塘,畢業於四川省藏文學校、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曾工作於甘孜州政協、統戰部,1999年流亡印度,現為西藏人民議會議員。
當代西藏問題,當然是從1949年中國入侵西藏開始。眾所周知,歷史上直至1949年,西藏是個獨立的國家,這部分無需爭議。1949年中國入侵西藏,1950年底在昌都戰役中,西藏軍隊被打敗,1951年被迫簽定了《十七條協議》,到1959年西藏抗議全面爆發,達賴喇嘛尊者和噶廈政府流亡,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對西藏的入侵。當代西藏問題的起點,當然是從1949年開始。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完全是以一個殖民者通過同化消滅另一個民族的方式進行的。而中共在中國本土的建政,雖然也對中國文化有摧殘,但是,還是延襲了一些中國文化,與在西藏所采用的方式有著根本的不同。在西藏,是一個外來民族的文化要取代藏民族的文化,要毀滅西藏文化,殖民西藏,這是根本的區別。
1956年只是中共公開撕毀《十七條》,開始對西藏的傳統文化和政權制度進行破壞的起點,並不是西藏問題的起點。中共自己的歷史裡,也對“民主改革”有很多爭論。他們講過,不要再提民主改革了,因為民主改革對西藏文化的破壞是非常大的。不過,中國現在又開始把所謂的民主改革定為正確的政策了。因此,我認為民主改革只能說是中共殖民化西藏的一部分。
有的漢人學者提出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問題的起點,這就回避了西藏當代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我認為,研究西藏當代史,從1949年開始更符合史實。如果避開昌都戰役、《十七條》,那就是不完整的西藏現代史。
在藏中和談中,中國政府一直要求流亡政府方面承認歷史上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達賴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從來也沒有承認過。但是,基於漢藏兩個民族長遠的利益,未來是要在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下跟中國接觸的,但這是另外的事情。
話再說回來,從1949年中國入侵西藏,到五六年搞“民主改革”、五九“平叛”,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整體上構成了當代西藏問題,缺一不可。
多吉次丹(Dorjee Tsetan),出生於印度,現為自由西藏學生運動達蘭薩拉分會主席。
西藏和中國,毫無疑問,是兩個分別獨立的國家。而當代西藏問題的產生,就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入侵,所謂的“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後來的事情。總之,當代西藏問題,是從1949年中國侵略西藏開始產生的。
我感到奇怪,或者說吃驚:居然有漢人學者,把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定為1956年的“民主改革”。持這種觀點,只有兩種可能:要麼這個人根本不了解西藏問題,要麼,故意改寫西藏歷史,改變西藏問題的本質。這一點,作為藏人,我們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就是一種殖民統治。雖然在中國,看上去也有相同的對底層民眾的壓迫,但性質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國,民眾可以為保護環境發表言論,但是在西藏,即便要求保護環境,也會遭到嚴重打壓。另外,在西藏,種族歧視,漢人對藏人的歧視,也是非常嚴重的。中國的法律,很多時候,在西藏是不能實施的。
我不是專家、學者,但是作為年輕一代的自由西藏活動者,我支持西藏爭取獨立。這與西藏問題的產生是有直接聯系的,因為在歷史上西藏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自1949年起被另一個國家所侵略,占領至今。另外,中共政權在西藏的統治,也是非常殘酷的,在這種情況下與中國當局進行對話,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並且,我們一再被中共所欺騙。這也是為什麼,我堅持西藏獨立的立場。
中國一直想迫使達賴喇嘛尊者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尊者從來也沒有承認這個,也無法承認,因為歷史事實不能改變。我們自由西藏學生運動協會現在正在籌備一個紀念西藏獨立一百周年的活動,紀念1913年2月13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就中國圖謀西藏的企圖,嚴正聲明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日子,目前,所有的NGO都在籌備這個紀念活動。
艾略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 )博士,精通藏語和漢語,美國印地安那大學中歐亞研究系西藏學副教授。
把“民主改革”說成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是不行的。毫無疑問,當代西藏問題是從1949年開始的,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圖伯特並沒有受到熱烈歡迎,圖伯特人還進行了武裝抵抗。當時在圖伯特人的眼裡,就已經清楚了中國對他們的惡行。也就是說,在1956年之前,圖伯特人已經有了抵抗。而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中國的一個政策問題。當代西藏問題在這之前就產生了,從中國一入侵圖伯特就開始了。
如果把西藏問題的起源定為1956年“民主改革”,那麼,怎麼解釋圖伯特人在1950年的抵抗呢?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重申了圖伯特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那時,圖伯特人就有了圖伯特國民感。到什麼程度呢,圖伯特的各階層都有了這個國民感,例如根頓群培這些學者,都表達過這種國民感、民族感。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與在中國建政相比,有很大的區別。不但是西藏,也可以說在蒙古和新疆都有這個問題。不過,西藏是特別敏感的。雖然1951年簽定了“十七條”,那個“條”,實質上應該是條約的“條”,當時,從拉薩去北京談判的人不了解這個漢語的技巧,以為是一個條約。但是中國政府寫成了條件的“條”, 他們是故意的。
按照共產主義理論,必須有一個鞏固的中央集權。這樣的話,中國共產黨政權在“十七條”中所承諾的給予圖伯特人的自治,就很難實現了。中共在中國搞了土地改革,那麼到了1956年,中國說西藏方面撕毀了“十七條”,就開始在圖伯特搞土地改革。那時,圖伯特人要求實現民族統一,把康、安多和衛藏統一在一個區域內。中共“民主改革”開始時,尚沒有西藏自治區,只有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統治之下發生的,也影響到了拉薩、日喀則等地區。
在中國,土地很少,人口很多,人們都需要工作,需要吃的;而圖伯特的情況完全相反,土地很多,人口很少。利用土地之名搞革命不行,中共只有另找理由,所以就搞了“民主改革”,特別是搞階級鬥爭。在中國,他們說地主是你的壓迫者,有不少中國人就相信了;但是在圖伯特,使用這個矛盾卻不靈。西藏沒有地主,他們就把寺院說成地主,說是壓迫你們的階級敵人。但是在西藏,一般情況下,每個家庭都有出家人,圖伯特人尊重喇嘛,而且,這些出家人完全不像中國說的那樣剝削人,寺院的物質和經濟,也根本不是中國所污蔑的那樣。所以,中共用同樣的說法,在圖伯特就挑撥不起來階級鬥爭,相反,很多人說,我們跟寺院沒有矛盾,這些外來人是在毀滅我們的寺院,破壞我們的傳統社會,我們跟這些外來人才有矛盾。這就產生了民族矛盾,你可以從班禪喇嘛、降邊嘉措等人的書中看到這些。
這個衝突越來越嚴重。圖伯特人的民族感、國民感就會被激發出來,當然這個國民感、民族感是早就有了的,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更比“民主改革”還早。所以,“民主改革”是這個衝突發展的一個階段。現在我們也知道了,1956年起在康,1958年在安多,屠殺了那麼多的藏人,這些人不是“階級敵人”,都是普通人啊,被殺了那麼多!這是中國的政策有問題,但是他們不承認,說是這些藏人有問題。
總之,無論是60年代、70年代、還是80年代的“自治”,都不是圖伯特人期望的那種自治。圖伯特人要求的自治,是除了外交和國防之外,一切權力都該在他們自己的手裡。但是,中國共產黨政權,是要掌握所有的權力的,這就發生了衝突,圖伯特人說,這不是真正的自治,境內這樣說,境外達蘭薩拉這邊也這樣說,說他們要真正的自治。不過,實現真正的自治的話,就改變了中國共產黨政權最基本的原則。
關於圖伯特是否應該獨立,我認為圖伯特人民應該有自決權,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在流亡社會裡,有不少人,如是你問他們,走中間道路行不行,他們都會說贊成,說這是釋加牟尼的佛法。那麼,究竟什麼是中間道路呢?就是說圖伯特要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那麼,如果你換一個角度再問他們:圖伯特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嗎?很多支持中間道路的人就會起來反對了。
這個問題有一點奇怪,他們贊成的不是邏輯,而是說要按照達賴喇嘛尊者的主張去做。只因為是達賴喇嘛尊者要的,他們就接受。這裡有點兒個人崇拜的問題。當然,達賴喇嘛尊者是仁者,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尊崇,與毛澤東、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完全不同。不過,對待中間道路和獨立的主張,也需要一顆誠實的心,需要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