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穆爾 : 在庫庫淖爾以北
鐵穆爾:在庫庫淖爾以北
2010年1月15日 星期五鐵穆爾:在庫庫淖爾以北以下珍貴的史料,清楚地告訴我們,所謂的1958年“反封建擴大化”,就是一場對蒙、藏兩族的大屠殺。這樣一個獨裁、毫不憐惜生命的政權,存在一天,人類就多一重災難。——朱瑞
我試圖以筆錄的片斷講話、互不聯結的事件、局部現像,也就是一些與1958年“反封建”鬥爭中的擴大化、甘肅省和青海省牧民的幾次不同原因的大搬遷、“四清”和“文革”等許多事件有關的人的陳述,組成一些不連貫的畫面,同時又是一種相對完整的歷史畫面。試圖從他們的口述中看到當時的人們情感的歷程、心靈的歷史,而不是以事件本身的歷程為主。他們為什麼痛苦?他們記住了什麼?他們想的是什麼?他們希望的是什麼?這是一堆“當人們試圖把它們拼在一起就會扎手的玻璃碎片”。
我努力做到不遮掩、不諉飾,摸索一種方式來敘述民眾的心靈歷史,學習異域文學和歷史中常有的那種真實的力量,也就是最高限度地接近生活,追求真實的極致。讓被訪者說出自己的立場,目的不是為了讓人們記住仇恨,而是避免類似的痛苦和災難,讓歷史上的悲劇激起人們善良的感情,並為那些不幸的人們呼吁寬容。讓我們拿出勇氣來,實事求是地對自己的歷史和現實做一次全面的重審,做一次抽筋剝皮般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我們能杜絕和根除類似的事件發生嗎?有一點也許人們都明白:那就是只有銘記自己歷史上的殘酷和恐怖經驗,才會有消除歧視和壓迫的契機。目的就是讓這些受難者的歷史對我們的未來產生一定的指導和警示。“詮釋過去,理解現在和展望未來的內在聯系。”(卡爾恩斯特耶斯曼語?)——鐵穆爾
按: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位於青海湖東北側草原。青海湖,蒙古語叫庫庫淖爾,藏語叫措爾孟,漢語叫青海湖或西海。以畜牧為主的海宴縣有蒙古、藏、漢和回等民族。1958年“平叛、反封建”鬥爭的擴大化,在大清洗的同時,這年10月上級命令將這一帶的蒙古、藏等牧民火速搬遷到祁連縣、剛察縣、皇源縣等地。
那一年,在青海省祁連縣與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接壤的草原上,因人畜突然劇增,兩省牧民發生了更多的摩擦,這又成為導致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牧民大搬遷的原因之一。
1963年到1967年,“四清”運動工作團又在祁連縣制造了大冤案“郭振國反革命集團案”,涉及了414人。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祁連縣和海晏縣1958年的“反革命武裝叛亂”案和祁連縣的“郭振國反革命集團案”都被徹底平反。(作者)
檔案摘錄海晏移民工作,是從1958年10月20日開始的,到1959年的2月份才結束,……遷往外縣的移民共計1,279戶,6,700人(另一資料稱:共有 1700多戶,近9000名牧民,270000頭牲畜),其中湟源安置156戶,949人,祁連安置461戶,2,183人(包括托勒138戶,635 人),剛察安置474戶,2,469人,(包括青海湖25戶,101人),三角城種羊場安置188戶,1,099人(包括機械廠37戶,244人),海晏縣各公社安置436戶,1,983人。祁連縣檔案館《關於海晏縣1958年移民遺留問題處理意見的報告》
洛布丹(藏)69歲“海宴縣蒙古人主要是1636年旦增曲吉加烏(固實汗)從阿爾泰山和天山一帶進入青海時來的,以和碩特蒙古為主,也有其他衛拉特蒙古各部的人和1227年以來進入青海的各個蒙古部落的後裔。清代在青海湖周圍有29個蒙古旗。……“上級命令下來了,讓海宴縣成分不好的幾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遷到600公裡外祁連縣的的蘇勒托萊(今分為兩個地方。蘇勒:今名蘇裡鄉,屬青海省天峻縣。托萊:今名央隆鄉,屬青海省祁連縣。均離祁連山主峰不遠)一帶。上級說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壞人。牲口都被沒收掉了。每一戶只讓趕五頭牛,到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一戶只趕兩頭牛。干部們拿著槍來了,他們說,啥也不要拿,到了那裡啥都有哩。叫人們拿上衣服就走,別的啥也不讓拿。誰要是回頭看一下, 就舉著槍問:‘你看啥哩?’哪個人不走,就威脅要在那裡槍斃。給我們派來的干部都是從西寧那邊來的,多半都是農墾部隊的。路上我們要是坐下來喝點茶吃點什麼,他們就拔出槍哢嚓哢嚓地壓上子彈。“把人們趕到一個大阪上,都餓得走不動了。有的人就扔到路上了。又走了好久,路邊有一個人家,有一個老奶奶,她給餓肚子的人燒了茶,又把僅有的半盆酸奶給人們吃了。人世上總是有這樣好心的人。“從庫庫淖爾到蘇勒托萊的路上,蒙古老人們一個一個地死去,有的人頭靠在石頭上就死了,有的人坐著就死了。主要是餓、病和心情悲憤絕望而死的。後來小孩子們也習慣了,在老人的脖子上套個繩子拖到遠處扔下。到了祁連縣後,海宴縣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數百公裡的俄博、野牛溝和托萊。一家人分到四五個地方, 親人不能相見。
“寺院的僧人們集中在一起勞動,大家心情苦悶、絕望。每天,食堂裡的隊長喊名字,當有人回答某某沒有來,那第二天肯定在灘上能看見他的屍體,有的人頭枕石頭死掉了,有的人蜷縮在土坑裡死掉了。滿灘都是死人。“散白勒被抓走後,在審訊的時候給他上了八段錦(酷刑一種)後,他的腰椎骨脫臼了,成了一個醜陋的駝背。釋放後,他擋了一輛卡車到了托萊牧場。下了車在開闊的草地上看見一個放羊的老大娘,大娘問他:‘你是誰?’他說:‘我是從前哈爾金鄉的鄉長散白勒’。那個大娘驚訝地看著這個背已彎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這個醜陋的人就是從前健壯高大的鄉長散白勒。後來她囁嚅著問他:‘你還活著嗎?那我們家的藍白還活著嗎?’散白勒告訴她:‘你們家的藍白還活著,我見了他’。那個大娘顧不上和散白勒說話,就掉過頭向遠處的一個放羊的年輕女人大聲喊:‘藍白還活著,藍白還活著……’“散白勒到自己的家後,他的媳婦和娃娃們都沒有認出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駝背的畸形人。”
散白勒(蒙古)89歲“……那一年札西倫布寺的一個活佛從內蒙古過來了,把他的牲口稍帶給班禪趕牲口的人趕往拉薩。我們那裡每隔三年要從札西倫布寺請一個活佛到我們的寺院扎藏寺(今湟源縣境內,曾一度是青海衛拉特蒙古人的主要寺院)。1957年這個活佛來了,他的名字叫偉林西熱特。1958年這個活佛被說成是特務,逮捕了他。這個活佛只有兩個徒弟,再啥也沒有。當時活佛住在藏民的大於千戶家,大於千戶和我們關系很好,他管轄七個部落700-800戶人,蒙古人藏民都有。大於千戶給活佛借了1000塊錢,大於千戶就被抓走了。上面說活佛是特務,千戶是叛亂分子。那時我是哈勒景鄉的鄉長,我去證明活佛不是特務。他們就抓了我。我忘了我是在哪裡被抓的。……海宴抓人開始是這樣的。“還有一個原因是剛解放那幾年,因為草原上狼多,一到冬天狼害特別嚴重,所以政府組織成立了草原打狼隊,打狼隊由各部落的槍手和民兵組成。當時有公安上的人領上打狼。1958年把打狼隊定為反革命叛亂隊,全部逮捕法辦。……“……我在德令哈勞改農場勞改,勞改的時候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裡?家裡人還活著沒有?……?(已嚴重殘廢的散白勒老人已體力衰弱、記憶模糊,言語含糊不清。)”
勞布藏(蒙古)73歲“解放前馬步芳的時候我們家裡窮,我們給農區的漢族地主放牲口。放一個黃牛給的報酬是30斤青稞,一個馬是50斤青稞,30只羊是10斤青稞。15歲上到茶卡馱鹽三年,從茶卡趕著犛牛送到大通,一個犛牛給你五塊錢,往返一個月。我的父親在解放前當了40天的保長。我17歲的時候解放了。1953年北山蒙古族區成立了,我的父親當了區長。我帶20多戶人家,全部是一些牲口少的窮人家,我們在海宴縣第一個成立了互助組。一年後成立了第一個初級社,叫團結社,我當了社長。我到海北州會計訓練班學習四個月,學了一些漢字,回來當了會計。“1958年秋,鬥爭開始了。部落頭人、區鄉干部,召去開會就被扣留了。部落裡的男的全部被打成了反革命,抓上勞改去了,剩下的全是些女人娃娃。上級也不讓我們說蒙古話或藏話,說是黑人黑話不能說。我們家七口人,我父親是北山蒙古族區的區長,被逮捕了。那時候我是北山蒙古族區團結社的社長,我們晚上接到通知,上面要讓我們搬到祁連縣的托萊牧場,天一亮就要走。上級宣傳說,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戶只准趕三頭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東西全部扔掉,我們白天趕牲口,女人們背著娃娃走不動,男人們先趕上牲口走,到宿營地後晚上再回頭去找女人娃娃們。干部們很凶,很牛比,哪一個營地上的茶燒得遲一點,就被一腳踢翻。那一天你就別想吃飯。我們趕著牛、馬和羊,干部們就是不讓我們騎馬。抱著娃娃的女人,走不動路的老人也不讓騎馬。一句話,就是人不如牲口。我們不在人的數字裡(意思是:不被當人看)。“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場大雪。我們在雪地裡趕著牲口走,駱駝回頭望著自己的老家‘嗷爾……嗷爾……’叫著,眼睛裡淌著眼淚。不要說人嘛,牲口都戀自己的家鄉呵!走不動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來,我們蒙古人也罷,藏民也罷,還有你們堯熬爾人也一樣,牲口就是我們大家的伙伴罷,也是朋友,也是賴以生存的依靠。牛、馬、羊和駱駝在雪地上凄慘地哭叫著,我們的那些孤兒寡婦們在悄悄地哭著,誰敢大聲哭呵?“到托萊了,我們除了一頂空蕩蕩的賬篷外啥也沒有,沒有吃飯的鍋碗,要買的話我們沒有錢。最難的是每一家男人大多都被抓走了,沒有干活的人、沒有勞動力。我們在蘇勒、托萊、天峻一帶放牧,苦得很呵。冬天到了,天那麼冷,一個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風刮走了,七天要壘一個羊圈。公家的羊死掉咋辦?人死掉不要緊。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辦的。一部分人被趕到農業隊上了,農業上的生活更緊張,餓死的人數都數不過來。男男女女餓得走不動路,後來我們也有了經驗, 餓極了走不動時,背著手還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動。牧場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絕對不讓我們吃。那麼多牲口就是不敢宰著吃。個別人餓得實在沒有辦法就宰了牲口,抓住以後在群眾大會上批鬥,然後去勞改。人們全部在食堂吃,在食堂吃過後就不能在家裡燒火,你燒火你就有問題。干部說這是賬篷改造。
“開會的時候,會跳秧歌的漢、土族男女一邊跳一邊唱:‘1958年,吃飯不要錢,共產主義快快來。’唱的都是當時的口號。會上批鬥活佛、阿訇。還要讓回族養豬。“祁連縣有漢、回、藏、蒙古、土好幾個民族。當時干部們天天宣傳的是‘揭掉蓋頭辮子化,不戴頂帽分頭化,脫掉皮褂棉布化,不燒牛糞衛生化,回藏漢蒙通婚大眾化,牧區賬房街道化,鄉村住宅城鎮化’。
“趕過來趕過去就是些男人都被抓上走掉的孤兒寡女呀。“1960年蘭州軍區的人在托萊草原上大規模圍獵,成群的野馬被打死後用車拉走了。“後來,我們又被趕到默勒灘,從默勒灘又趕到野牛溝。每一個人一個月只供應九斤糧,我家裡有三個娃娃,我的兩個,我妹妹的一個,娃娃們吃不飽。大米熬成湯給每人舀上一碗,幾粒米就沉到了碗底,娃娃們用手撈也撈不上。吃的糧食不夠,穿的衣服也沒有,買也買不上。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們沒有鞋。我們在灘上拾那些被部隊打死的野馬,把皮剝下來後泡在水裡,給娃娃們縫了鞋。這些不是我一個人是這樣的,和我們一起過來的人都是這樣的。“1958年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呵,岡察、祁連、門源、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兒寡女算是活過來了,總算沒有死絕呵。但是我們沒有自己的地方了,沒有自己的部落了,我們還是流浪的人。“1962年我父親被釋放回來了,但是還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四清’運動來了,接著‘文革'又來了,1966年我的父親和母親都給戴上了‘四類分子'的帽子,因為我們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黨籍也開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學,我的姊妹們都沒有上成學。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讓措在1980年我們家平反後上了個學。“我的父親和母親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見的時候圈好羊,拴好牛,來不及吃一點喝一點就要摸著黑去會場上彙報,然後挨批鬥、挨打。每天都要批鬥、都要用繩子捆住挨打。他們把我的父親脖子上用鐵絲吊上石頭,然後又吊在賬篷裡用煙熏,用棍子打。嘴裡給灌了辣椒、姜粉。我的父親滿臉都是眼淚鼻涕。“1968年11月份,我在紅土溝、哈薩墳一帶放羊。有一天我的父親和母親沒有回家,我問別人說是批鬥完就回家了。後來我找到紅土溝的黑河邊(黑河上游西支,原名八字墩郭勒),看見我的父親和母親的衣裳扔在那裡,我才知道兩個老人跳河自殺了。後來聽人說在批鬥會上把兩個老人打得很厲害。他們倆跳水的時候, 兩個人把手用繩子拴在一起後才跳河的。我給鄉上彙報了,公安上的人來了,說這是畏罪自殺。“我去找我的父親和母親的屍體,他們倆跳水的時候,河面已經開始結冰了。好多天了,我怎麼找也找不到,天越來越冷,黑河的冰越結越厚。到了第二年開春,巴字墩河的冰層化掉後,我才在河水邊找到了他們倆的屍體,他們倆的手是用繩子拴在一起的……“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經死了。我的父親叫達爾基,母親叫仁青措。”
乃志布(蒙古)54歲“1958年上級把海晏縣打成反革命縣。15歲以上的男人全部鎮壓了。手銬都不夠了,就用繩子捆。當時上面說:要鎮壓1000個男人,海晏縣就叛亂不了。其實海晏縣哪有叛亂呵?就我們知道的整個海北州也沒有什麼叛亂。海北州公安局命令1000個如果抓不夠,就抓女的來頂替。在州監獄裡女犯很多,影響實在很大,上面只好把海晏縣的縣長劉義(譯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裡了?勞改農場多得是,德令哈、格爾木、浩門、化隆……回來的沒有幾個人。“我們成分高的牧民財產全部沒收掉後就被趕到公私合營牧場了。那是1958年秋10月10日,我記得很清楚。晚上來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鍋頭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干部們背著槍趕著我們走,誰走遲了誰就是反革命叛亂分子。一戶只准趕自己的三頭牛,一頂賬篷一馱馬上就走,50個牧民一個食堂,沒有自己的鍋碗,來遲了吃不上。600公裡路走了45天,一路上病死的,餓死的,因為氣候不適應和絕望而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的肺炎、痢疾……死屍只能扔掉。我們趕上21萬頭(只)牲口走的,上級只統計了路上死的牲口有20000多頭(只),說是國家的財產。可人死了多少有誰統計過?人沒有牲口重要呵。“唉!600公裡,走了45天,死了多少人呵!托萊牧場的一個坑裡,堆滿了人的屍體,春夏時候臭得人頭都暈。“到了天峻、蘇勒托萊,氣候寒冷,又是隆冬時節,賬篷扎不起來。有的一個賬篷裡住四戶人家,一個角裡住一戶人。沒有鍋碗,找了個臉盆做了點炒面糊糊。每個人一月九斤糧,哪能吃夠呵,餓死了多少人,有那麼多牲口就是不敢宰著吃呵,因為那全是國家的,連干部也沒有權力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壞生產,破壞國家財產,要逮捕法辦。後來打下野牲的人活下來了。我當的是食堂的炊事員,可以偷偷摸摸吃一點,算是沒有餓死。我們到天峻放了一年牲口,蘇勒托萊一年,1963 年又到了野牛溝。我們的人全部被趕到了默勒、多倫、阿日克幾個地方,這些地方相隔都很遠。
“1980年海晏縣的反革命帽子脫了,反革命叛亂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經死了,財產全沒了,家鄉沒有了。
“那時我們趕著21萬頭(只)牲口到了托萊,當了牧工,幾十年來批鬥、挨打、放牧過來了,我們也老了,到前年(2003年)要撤場,牧場的牧工每人給了 3000元打發了。從1958年到2003年,一輩子都在牧場放牧,一輩子只掙了3000元。一輩子呵!沒有工資的家屬、牧工最可憐。”
藍白(蒙古)73歲“我是北山蒙古族區烏蘭淖爾鄉的。我沒有經歷過那次搬遷。因為我被逮捕了,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訓班學習,到政訓班剛兩天,公安局的人就來抓人了。和我一起抓了61個人。縣長、書記,公安局長全部被抓掉了。公安局的人說:‘你們是叛亂分子’。他們用麻繩把我和蔡巴阿拉格連在一起,趕到了汽車上。我們被交到西寧勞改局,我被判了15年。然後又押到德令哈農場勞改。那時候我26歲。農場裡犯人打犯人很厲害,公安局的人讓刑事犯打我們,強壯蠻橫的刑事犯用柳條和木棍打弱一些的犯人。那些犯人一邊打我一邊問我:‘你搞叛亂殺了多少人,老實交待。公安說你殺了人了。’公安的人就站在旁邊看刑事犯打我們。再後來就開始餓肚子了,柴達木勞改農場有13萬人,死得只剩七八萬人了。我們吃了三年茴條、苦苦菜和鎖陽。我算是活著回來了。我回來剛一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又給我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批鬥的時候你一拳我一腳,到現在我的耳朵裡還在嗡嗡地響:‘屢教不改,死路一條。屢教不改,死路一條。……’“勞改了,挨打了,餓肚子了,草吃了,回來帽子戴了,苦受了。人的數字裡沒有我們。“1980年我被平反了,祁連縣的縣長、海北州法院的人、祁連縣法院的人都來了。我對他們說:‘在黨中央的好處下,我成了一個人。總算不像過去,往右轉是錯,往左轉也是錯……我好歹算是個人了……’“就這麼,公安局的人給我們每人發了幾個錢,就算是平反了。”
旦穆智勒(又名沙裡,蒙古)64歲“唉!現在我們把蒙古話也忘掉了。……“我是貝子家(北中旗,俗稱水峽貝子旗)的,我的父親叫久格西,是哈勒景鄉的副鄉長。那時候他有兩匹好走馬,一匹是青馬,還有一匹是棗騮馬。縣上叫我父親去開會,我的父親騎上那匹青馬去開會,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人們說我父親被抓上走掉了,說是反革命。那時候我還小,男人們都抓上走掉了。還有我的阿舅, 他是宗貝子家(北右旗,俗稱宗貝子旗)的王爺。1958年前當的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長,他也被抓上走掉了。我的父親有胃病,死在德令哈勞改農場了,那是 1961年。“我的父親剛抓走的那一年,1958年9月我們開始走了,一路上又是風又是雪,路上我們看見剛察縣搬走的牧民的營盤上火塘還在冒煙。我們從老家海晏的哈勒景鄉出發,30~40戶人家被編到一個食堂裡。一家人只准趕三個馱東西用的犛牛,我們一家五個人,早晨天剛亮就趕著集體的300~400只牛羊走。路上到處都是牛羊和趕牛羊的牧民們,牛羊亂跑人也亂跑,到下午就剩30~40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給路上的礦區了。一路上,好一點的馬、犏牛又跑回到我們的老家草原上了。牲口都那麼戀自己的草原,我們人呢?公安局的、民兵們就在後面趕著我們,我們還能怎樣呢?我們用火皮袋子打火,吃點死面餅子(沒有發酵的面餅)就走。路上沒有賬篷,隨便躺在灘上打個盹。到默勒郭勒,從默勒郭勒到克熱那合老,又到則熱恩塊勒,則熱恩塊勒的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們到庫庫熱,到托來,又從托來到天峻。整整走了49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能說完嗎?到天峻後,在哈拉淖爾(今青海省天峻縣境內的哈拉湖,面積僅次於青海湖)湖邊又和天峻的牧民們打架爭草原。我被趕上去挖煤,那時我才16歲。反屬的子女不讓放牧,只能到農業點上開荒種地,放牧是我們蒙古人和藏民的生活,挖煤、挖地我們哪裡會呀?“肚子餓的呀,有早上沒晚上。餓得快死了,讓我們回家。我背上一塊氈去找家,家已經搬上走掉了。一路上碰到個賬篷就去討個饃饃,找了好長時候才找到家。家裡只有一個老母親帶著我的姐姐和妹妹們。我又去了運輸隊趕牛,收羊毛、牛毛、皮子……“1963年我娶了這個老阿奶(他用手指了指老伴),安排到野牛溝鄉大泉村,一直到現在,都老了。”
秋什江(蒙古)54歲“阿爸抓走了,三叔叔也抓走了。我抱著哥哥的腰騎在他的馬後,到了蘇勒。到蘇勒後我就跟上阿媽去放馬、放羊。兩年後我8~9歲了,就一個人放牧著一群母羊。我整天想我的阿爸,不知他在哪裡。過了幾年,我聽人們說一部分勞改的人釋放了,我去找會算卦的仁青爺爺算我阿爸活著沒有?來了沒有?仁青爺爺算了以後對我說:‘你的阿爸正在路上,很快就會到。。我一直站在羊群邊上等到天黑了,沒有見到我的阿爸。我又跑去讓仁青爺爺算,他算了後說:‘咦?來了,來了。’ 我急忙回到賬篷等著阿爸,等著等著我就睡著了,第二天天亮後,還是沒有看見我的阿爸。我去放羊的時候,又去讓仁青爺爺算,他算了後對我說:‘你的阿爸來了,今天肯定要來。’我站在羊群邊,看著遠處的大路,很久很久了,看到運輸隊的人馬趕著牛從那裡走過。我跑上去問他們‘看見我的阿爸沒有’。他們說:‘沒有看見。’天又黑了,我的哥哥來了,他和我一起站在破賬篷邊等阿爸。我們倆一起去趕羊。看見運輸隊的人趕著牛走過來了。那個仁青爺爺和一個奶奶一邊跑一邊喊我的名字:‘秋什江……秋什江……’我跑到他們旁邊時,他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對我和哥哥說:‘你的阿爸回來了。……’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終於看到阿爸活著回來了。那時候,有幾個娃娃才能看到自己的阿爸能活著回來呢?所以,不管怎麼說,我還算是個幸運的娃娃吧。“可是我的三叔叔就沒有回來,他死在賽什克勞改農場了。三叔叔只是個一輩子放羊的老實巴交的牧民。“我阿爸回來時間不長,就又開始挨批鬥了,我看到一些人把他的鞋脫了後讓他站在雪地裡,然後又拾來牛糞和鞭麻(即金露梅,一種灌木)燒著後熏他,又把一個石磨掛在他的脖子上,腳上還上了馬絆。“有一天我阿爸放羊回來後,把羊趕到賬篷旁邊後不見了。我哥哥騎著馬正好過來了,看見我阿爸在一個土崖上釘了一個大木橛子,把自己的布腰帶拴在上面正在上吊。哥哥急忙跑上去把阿爸救下了。“小叔叔被關在野牛溝公社幾天了,天天批鬥挨打。有一天,我小叔叔懇求說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娃娃,干部們開恩讓他快去快回。小叔叔到家裡後一句話也不說, 只是抱著自己的小娃娃哭。我哥哥對我說:‘叔叔的樣子怪怪的,我們去看看他吧。’我就和哥哥去叔叔家賬篷了。嬸嬸把刀子和繩子都藏起來了。我們倆就在叔叔的賬篷裡住下了。到了後半夜,嬸嬸說:‘天快亮了,你們回去睡覺吧。’我和哥哥就回來了。月亮很亮,微微飄著點雪。我們回來剛躺下時間不長,就聽見嬸嬸在叫我哥哥的名子:‘亞凡……亞凡……’哥哥爬起來就跑出去了,我也跟著出去了。嬸嬸說叔叔不見了。我們幾個人去找。找到一個水邊上,看見叔叔在水裡,我們跳進水裡把他拉出來了。他的腿上全是血。原來他跳進水裡沒有淹死,他又拿石塊砸斷了自己的腿後,又爬到水裡了。我們救下了叔叔,可是他成了殘廢……“1967年上面組織基干民兵要去修路,我們生產隊裡有那麼多小伙子都去了,我也想去。那時我才17~18歲嘛!那時候我們那裡有一條政策:表現好的牧主子女可以考慮吸收到民兵隊伍裡。我跑上去報名,第二天就批准了,第三天就去修路,第四天炸藥炸傷了我的胳膊。我抱著胳膊回來找生產隊長請假。隊長說:‘我們貧下中農的子女上前線犧牲了咋辦?你的胳膊殘廢了算個啥?’隊長不給請假。讓我去放羊。就這麼,我的胳膊一直沒有得到治療,我成了殘廢。”才寶 (蒙古) 57歲“我們兄妹共五個。我的爺爺是貝勒家(南右首旗,俗稱爾裡克貝勒旗)的王爺,我父親叫龍周,父親在解放前是國民黨縣團級軍官,解放後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書長,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當時我們家在西寧市。“1958年我還在西寧上學。有一天晚上我醒來時候,看見家裡有很多人,腰裡別著手槍,但穿的都是便衣。原來是公安上的人來我們家搜查了。他們翻來翻去有兩三個小時了。所有的書和本子、紙全部拿走了。然後他們讓我老母親簽字,我母親不識字,我的姐姐簽了字。後來我才知道,父親早被抓上走掉了。但是抓到哪裡也不知道。後來才聽說在公安五處,原來公安五處就是看守所。我們只給送了點衣服。看守不讓我們和父親見面。“我在西寧的街上看見一隊隊押著走的藏民。我的學也不能上了。我們就回到海晏縣了。我們又被趕到了剛察縣的哈爾蓋鄉,戴著四類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定為封建主。我在剛察哈爾蓋草原趕了15年的馬車。我們在那裡又被第二次沒收了,剩下的箱箱櫃櫃全部沒收了,家裡啥也沒有了。我們和會說話的牲口一樣。哪裡趕就到哪裡去。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病了請個假還要找一個人替你趕馬車。那時候大多數人都不會趕馬車。每個人一個月供應18斤青稞,兩斤白面。我們一家還有五個人。我是年輕小伙子,哪裡夠吃呵。餓極了,跑到人家借了兩碗青稞拌著吃了,後來我才知道我在匆忙中吃了生青稞面。餓極了我也不知道我吃的是生青稞, 幸好肚子沒有痛。我們一起的四類分子,有的實在忍受不了就自殺了。上面把沒有的事硬扣在你頭上,逼得沒有辦法,實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這一輩子咋就這麼倒霉呵!這樣活著還不如死了。’我的母親勸慰我們說:‘千萬不能自殺。自殺了對我也不好,對你們也不好。’母親是柯柯貝勒(西後旗,俗稱柯柯貝勒旗) 王爺的公主。雖然不識字,但道理懂得多。“就這麼忍著,到1975年,聽人說中央文件來了,要釋放一批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人。我的父親釋放回來了,他已經68歲了。抓走的時候他才50初頭,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在監獄裡熬了17~18年。剛抓走後他在青海省監獄,後來到化隆縣黃河邊的監獄。總算是熬過來了,父親也活著,我們也活著。1980年父親被平反了,恢復了父親的工作後,父親讓我趕快寫入黨申請書。我們都明白,我們一家人就因為被定為封建主,就因為不是貧下中農、不是共產黨員,所以吃了幾十年的虧,忍受了幾十年的痛苦。現在我想起那幾十年來渾身發涼。我們要想和別人一樣生活,就必須趕快入黨。“自從父親平反後。我們一家慢慢好起來了,我在剛察娶了一個藏民媳婦成了家,後來我回海晏時候,她們家不願來。我們就離婚了。到這裡我又成了家。2002年我父親去世了,活了85歲。”
羅布藏仙巴(蒙古)65歲“合作化、人民公社、公私合營牧場……家裡好一點的社裡不要,都到公私合營牧場了。到了6~7月,海晏縣開始宗教改革,刮共產風。那一年我17歲。“縣上通知我的父親(即前面說過脊梁被打斷後,成了畸形人的散白勒老人)要去開會,我的父親去了以後就被抓起來了。有的人是在家裡抓的,有的女人也抓掉了。家好一點的全部抓掉了,法辦了。大伯也被抓走了,兩個舅舅也被抓走了。說是造反了叛亂了。我實實在在說:‘誰造反了?誰叛亂了?造反叛亂的人一個也沒有呵!’20歲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沒有剩幾個,只留下了一些特別窮的人。我們的牲口和財產沒收得一干二淨。就連衣服、碗、銀碗、冰糖之類的都沒有剩下……積極分子們沒收的東西太多,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塊打。“到了陰歷的九月,上面就讓我們往祁連縣搬。一家只給了三頭犛牛,一點點行李馱上就走。別的啥都不讓拿。狗拴在賬篷前,賬篷扎在那裡,就那麼扔下走。干部們拿著槍在後面跟著,我們像犯人一樣趕著牲口走。動不動就要打,要不就是開會批鬥。我們一路走,海晏北山——哈勒特爾外爾——哈爾金——太爾格——者馬爾恰合——甘子河——外爾哈達——默勒大川——則然告圖勒——庫庫熱——黑土槽——那岡日當——托萊——五個山——蘇勒。“那個時候沒有不挨打不挨罵的人。路上還是吃的大鍋飯。路上翻大阪的時候有的人被煙瘴打死了。到了則然告圖勒大阪,雪下得太大,尕才讓的娃娃凍死了。伊布拉的媽媽大雪裡生了娃娃,第二天就抱著娃娃走。自己顧不上自己,哪裡能顧上別人家的事,那麼多人死掉了誰能顧上。“到了蘇勒,我是富牧子女,反革命家屬。把我趕到蘇勒煤礦裡挖煤。老人、女人和娃娃們全部趕到農飼點上去了,農飼點上的人大部分餓死了。托萊農飼點上除了幾個窯洞、小院子和破爛平房外啥也沒有。舊社會叫托萊公莊,其實就是車馬隊臨時住的地方。那麼多人從老家只帶回兩座蒙古包,場部要設辦公室,就用這兩座蒙古包當了辦公室。“1960年我回來後放羊。羊放得好一點,干部和積極分子們說,反革命家屬占了好草場。收掉你的牲口,還要批鬥。好多人都沒有賬篷,冬天大家都集中在食堂裡。食堂撤了後,沒有賬篷的人沒有辦法,場裡給了一個白布賬篷,冬天夏天都在破白布賬篷裡。又要開始吃小鍋飯,可是誰家也沒有鍋碗,場裡發了個臉盆,每人一個茶缸。我們又向場裡的老牧工要了幾個舊鍋碗和勺子。缸子沒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紙糊上再用。每個人一月15斤青稞,生產隊裡羊死了必須集中上交到隊裡,然後再分,一個人只能分個4~5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呵。夏天我們主要是拾著吃騰格裡,是沼澤地水裡的一種野菜。沒有餓死是這種野菜救了命呵。“1961年我的父親釋放回來了,但是人已經被打得成了殘廢。脊梁打斷了,直不起腰來,人馬上要死了,我們背到廠裡搶救,才活下來。人活下來了,但已經是嚴重殘廢。不要說是干活勞動了,就是生活自理也很困難。“唉!那時候的事情說起來就想哭。那麼多的親人抓走後就再也沒有回來,抓到哪裡去了不知道。(失聲痛哭)死到哪裡了,我們不知道。我們心裡實在是過不去呵!“現在想起來就像是做夢一樣。在公社開群眾大會,工作隊的人和干部們坐在高台上,前面站著挨批鬥的人。中間是群眾,最後一排是戴帽子的四類分子。民兵們端著槍把守在門口。工作隊的王團長一個一個地喊著那些挨批鬥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個一個地站在前排了。王團長拍著桌子喊:‘今天,我要給你們放一個臭臭的屁,叫你們聞一聞,看你們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眾都默默地聽著,那些白頭發老人、拄著木棍的老人都低著頭悄悄聽著。王團長在那裡又喊又拍桌子。民兵們上來給那些挨批鬥的人脖子上用鐵絲吊上了石頭。“後來,海晏移民每戶只給了100元的安置費。本來是可以分300元的,上面扣了部分錢,說是要建設七五免疫工程,結果這個花費了15萬元的工程成了廢工程,一天也沒有用。沒收掉的財產牲口一點也沒有退還。唉!我們海晏人被虧待了。”
尕玉巴(藏)64歲“我的父親叫熱桑阿爸(熱桑阿烏魯哈),剛解放的時候我的阿爸去打土匪中了子彈,後來他用自己的刀子把腿上的子彈取出來了。當時就他一個人,沒有人幫他的忙,也不可能有麻藥之類的。“那時候我的阿爸有功勞也很有名。後來到北京去開會還給他給了獎,還有獎金。他當了海晏縣大玉藏族區的區長。1958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開會,他從區上來到我們的夏牧場的賬篷後就騎上馬走了,再也沒有回來。那時候我才8歲。後來我的母親也給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我也不知道是咋了?反革命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革命我也不知道)。上面叫我們干啥我們就干啥。我們一家只剩3口人,我,我的母親,我的妹妹。我和母親馱著我的妹妹來的,妹妹才6歲。我的阿爸哪裡去了不知道,阿爸活著還是死了也不知道。1980年給了我們一張阿爸的平反證。阿爸留下的東西早就沒收得一個都不剩。現在就那一張平反證是給我阿爸的,再啥也沒有。
加布桑昂熱(藏)77歲“我是藏族大於部落下屬的環庫爾部落的。“剛解放那陣子,青海湖北邊的沙窩裡狼太多,政府組織20~30歲的年輕牧民成立了民兵打狼隊,公安局長、副縣長、副書記都有。那時我也是民兵,上面定下任務了,不去不行。1958年把打狼隊全部說成是叛亂分子。全部抓了。牧民家裡都有槍,這是牧民的習慣。一個老馬騎的話,一個槍背哩罷(意思是:哪怕窮得騎一匹老馬,也要背一杆槍)。1958年4月把牧民家裡的槍全部沒收了。大於千戶是1958年的5月份抓走了,他的兄弟幾個都抓掉了。部落裡的百戶也抓完了。他們全部死在勞改農場裡了。財產全部沒收了,牲口沒收掉後全部趕到公家辦的牧場裡了。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都在不停地抓人。我們大於部落每家每戶都抓。半個部落抓完了。後來,他們來抓我,抓的時候幾個小伙子來用麻繩捆。就那一捆,多少人被捆成殘廢了,麻繩捆得太緊,血脈一點都不通呵,一下子就腫起來了。貝勒旗的佛爺捆死了,哈熱加參亞烏爾的人捆死了。你不信的話去問庫庫熱鄉的旦增去,他也是被捆過抓過。我們兄弟有6個,我和兩個哥哥抓掉了,叔伯兄弟們都抓掉了。我的一個哥哥被捆得胳膊都干掉了,殘廢掉了,後來死在勞改農場了。一個兄弟跑的時候被看守用槍打死了,如果活著的話,有78歲了,他屬蛇。我的叔叔也被捆死了(他指著坐在地上的一個50多歲的漢子說),這就是我的侄子宮布才爾丹,捆死的就是他的父親。那時候他才5歲。“我是27歲上抓走的。天天把我押到辦公室,一天到晚用麻繩捆、用柏木棍打、烤箱上烤,整整一個多月,就讓你承認叛亂了,把你的槍拿來,把你的白洋拿來。我回答說,我可以不念經,也可以不煨桑,可是我真的沒有槍,再打我,我也找不出一杆槍。我們哪有啥叛亂呵?部落裡啥也沒當過,幾輩子就是放羊、放牛,肚子剛剛能吃飽。再干過個啥呀?給我判了10年的刑。“我們被抓掉後,剩下的人也不容易呵!上面要逼著他們搬到別處,那時候看樣子我們所有的人都活不成。我們在格切勞改農場、賽什克勞改農場(均在青海省烏蘭縣以西)裡掙扎,在一個個地死。抓掉的女人們全在西寧的一個女子勞改農場,果洛、玉樹、黃南、海南、海北和海西的女犯全部都在那裡。剩下的沒有抓的人呢? 他們在默勒的大雪、蘇勒托萊的大風裡餓肚子,死了多少人呵。千戶家抓得只剩下了一個僧阿佛爺和兩個奶奶,佛爺和一個奶奶餓死了。我的大媽、大伯和他們的兩個丫頭,我姐姐的兩個娃娃都餓死了。老漢、女人、娃娃們死得多。那是1959年的2~3月份。在哈薩墳那裡死了100多人。把女人、老人和娃娃們趕到托萊開荒,牧民們不會抓鐵锨,不會種地,肚子又吃不飽,穿得都沒收掉了,不死咋辦哩?“我勞改了4~5年後釋放掉了。31歲時釋放回來了。勞改農場裡我得上了胃病,眼睛是被打壞的。和我一起抓的人裡,我最熟悉的有9個人。回來的就是我和告白,還有一個女的。這個女的回來後就死在托萊牧場了。我呢,勞改回來就在托萊裡當工人,是管制分子。我們的娃娃們也不能上學。我們從托萊流浪到庫庫熱,又到大龍。“77年(1977年)又把我抓到看守所,審問挨打了1~2個月了。罪名是:‘不滿共產黨,給佛爺磕頭了,點酥油燈了。’“把我打了幾天以後,公安局的高局長說:‘看起來我們虧待你了,以後再慢慢照顧你吧。’就這麼給我擋了一輛路過的拉石棉的卡車,把我的鋪蓋扔到卡車上,讓我坐在卡車上回來了。我挨的打、我心裡的冤枉給誰說哩?“1958年,這是多少年來最大的一個災難,不是嗎?“在這裡我挨打挨批鬥,我心裡不舒坦,我死也要去海晏,1985年部分人搬往海晏時候,不讓我去,我說我死也要去。1989年我搬到海晏縣住下了,到現在已經14年了。我的腿是在海晏抓羊的時候摔折的,你看我現在成了這麼一個瘸子。我在海晏的孫子家住,我們6口人,只有800畝草場。娃娃們文化也沒有學啥,草場不夠,病也看不上。本來想住在礦區,那裡方便一些,但是礦區不批准。”
尼泊(蒙古)80歲“我在夏季牧場上剪羊毛,過來了一群民兵和干部,他們喊我和貝利達古、尕木道三個人的名字,我們走過來的時候,干部喊:‘你們把剪子放下。’我們放下剪子後,幾個民兵上來把我們三個人用手銬把胳膊擰到背後銬起來了。我不知道我們咋了,衣服也不讓我們取,額濟(母親)也沒有見上就押上走了。(因年邁聲音低沉而微弱)“手銬在背後吃不上飯,我們爬在地上像狗一樣用舌頭舔著吃。我被抓掉後,整整審問了18天,白天黑夜戴著手銬挨打。當過哈勒景鄉鄉長的散白勒被管教們捆在凳子上,上了‘八段錦’(刑罰名稱),他成了殘廢。他們硬說是我們參加叛亂,說我們開會吃飯商量要打共產黨。說我們是反革命。天哪!我們老百姓哪有過這個想法?我們窮牧民打共產黨干啥?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都打不過,我們哪有打共產黨的心呵?我知道啥呀?你看我的手(他伸出左手,手腕和手指都已變形殘廢)。我實在忍不住,他們說啥我就承認啥。我被判了12年的刑。我們海晏的蒙古人老漢們差不多抓完了。怎麼說哩?有100個人的話,要抓90個。
“我是個藏醫,我們青海蒙古人學藏醫的多了。我是貝勒旗的人,在扎藏寺我們已經世代七輩子了。我是7~8歲上就到扎藏寺院上學經學醫。我的外爺爺是個藏醫,我還有一個內蒙古烏珠穆沁的老師,他叫群呼爾阿克。“判了刑後,我被趕到賽什克農場了。一天二兩稀飯。我們在烏蘭縣的諾木洪、夏塘馬海種了一個月的地,沒有水,渴得想喝尿,連尿都沒有。只運來一汽車水,要8000~9000人喝,能夠嗎?犯人開始餓死、渴死、病死。有的人肚子餓、想家,再加上一點病就死掉了。“後來,又把我們調到伐木隊上了。我們40多個犯人在賽什克的頭道溝、二道溝、都蘭貢巴(都蘭寺)一帶砍伐樹。我們到那裡住的地方沒有,我們修了房子。每個人一天要砍伐三四方木頭。我拼了命地砍伐木頭、用肩扛木頭。我的兩個肩頭那時受了傷,現在活動不方便。完不成不讓吃飯,飯也就是那二兩稀飯,一個拳頭大的饃饃。肚子餓得晚上睡不著覺。一次,有些人去拾人家營盤上的骨頭回來熬湯喝,也不知道那是啥骨頭,凡吃了喝了的人中毒死了20多個。吃麥草死了一部分人。伐木隊的40個人,死的就剩我和一個叫楊正的人了。這些死掉的人對上面彙報的時候,都說的是病死了。“後來農場讓我放牲口。我有幾個親戚在賽什克農場裡,我不知道他們餓死了沒有。我想去看一下他們,我和一個伴兒從早晨8點騎著馬走。我從額爾德尼熬包的埡岵上去,就看見山腳下灘上埋著餓死的犯人,每個死人的沙堆上插著個木橛子或是扔著一塊磚,上面寫著名字。有的寫名字的木橛子讓犯人們取暖燒火了,所以也就看不出死掉的人是誰。我讓我的伴兒看上面有沒有我們的熟人親戚的名字。我一直走到12點還是埋死人的沙堆,前面一堆堆的埋死人的沙堆還看不到頭。“1964年提前釋放了我,我的命大,我算是活著回來了。我到托萊牧場時,看見我的額濟還活著,姐姐餓死了,還有一個妹妹也餓死了。賬篷沒有了。上面讓我去放馬,一開會我就要去挨批鬥挨打。‘文革’‘路線教育’……。那時候死一個人算個啥呀!我們一起的道爾基、索南措、馬民吉爾、達爾基、仁青措都被逼得自殺了。我算是又活下來了。三中全會開過以後,才算是讓我安穩下來。1987後我到寺院上來了。1958年被燒掉後,寺院一直沒有人也沒有房子。我來守寺院,想辦法化布施把寺院又重新修建起來了。比原來的要小得多,但不管咋的算是有了一個寺院。我老了,寺院上昨天剛剛開會才把我換掉。”聶步騰(蒙古)74歲“當時我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群眾對1958年平叛的事件有很多意見,說錯抓錯捕的太多。公安廳派我們一個工作組來調查海晏叛亂的事件。當時,抓人判刑都是縣委常委會定的。我們去參加縣委常委會,這件事法院的王某某知道。我們聽了常委們判刑判案子。他們是怎麼判的?噢唷!人家是按人的歲數來判刑的!主管領導問:‘這個多少歲?’一個回答:‘25歲嘛是35歲。’主管領導說:‘好,判20年。’又問:‘這個多少歲?’回答:‘這個70歲了。’主管領導說:‘ 判給18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為名叛亂’‘以修水庫為名叛亂’……全定的是這樣的罪名。常委會上常委們就這麼發言著哩!抓人判刑都是常委們定。我們在一邊聽著哩。這些事情你去找吳海晏(譯音),他比我知道得還要詳細,他知道干部們違法亂紀的事。“我是公安局副局長,是專門去了解情況的。幾次常委會都參加了,聽到的盡是這樣的情況。那時候有個叫六六(譯音)的副書記,我對他們說了這麼幾句話:‘打狼是縣上組織的,修水庫也是縣上組織的,怎麼都成了叛亂了?你們怎麼把十幾個人、幾十個人一起定罪?’這個副書記說:‘噫!你帶的什麼思想?小聶,你不對呀?’這個副書記知道我妻哥已經抓走了,我的哥也已經到政研班學習(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抓)。一個姓王的山西人勸我開會的時候不要再多說話。說人家已經開始注意我了。我沒有再說啥。“我想看一下我的哥哥,請示了他們後他們同意了,派了兩個蒙古族陪我,其實是監視。我買了個襯衣和幾包煙去看了一下我哥哥。“1961年開始部分復查1958年抓捕的叛亂分子。我去找副州長高中(譯音),他在解放後三角城羊場當過場長,民族感情比較深,人也很老練。我對他說:‘1958年的這個事情……’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急忙說:‘你是民族干部,說這個干啥?你要小心一點。’我說‘現在平反著哩。我的兩個親戚沒有參加叛亂,你能不能給海晏法院說一下?……’他答應了。後來他給我說,他給法院院長說了,院長說:‘噫!他又要想叛亂?’我只好對副州長說:‘算了,你別管了。’“當時就這樣,你一不小心就給你扣個‘叛亂分子’的帽子。“海北地區1958年這個‘叛亂’哪!是省公安廳無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地區根本沒有過叛亂。青海的海南和黃南局部地區有些叛亂,但那是極少數。那是過年的時間,開始是甘肅阿木去乎部落,把下去搞互助合作化的工作組殺了。接著就是河南蒙旗。最後是循化,一部分人在反動宗王、反動阿訇煽動起來後,攻占了循化城。是這些事件引起來的一場極端擴大化的運動。海西和海北根本就沒有叛亂。我在省公安廳,就了解這些情況。
“為啥要遷那麼遠?就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家屬。其實完全可以在就近處安置。岡察縣讓一點(土地)、祁連縣讓一點、農業區的湟源縣讓一點,不就安置了嘛。“不講任何道理,也不開會,晚上集中起來就用槍逼著走,一戶人家只給三頭馱牛馱東西。賬篷、蒙古包沒有辦法馱。黑賬篷只能馱半片,蒙古包根本沒有辦法馱,我們蒙古人住的是蒙古包呵。只馱一點路上吃的,再啥也馱不上。老人們個別的給一匹馬,那就兩個人騎一匹馬。“押著他們走的干部背著槍,用槍逼著他們走。有個叫尕副生(譯音)的干部,他是農場的副場長。搬家的人們天黑後走到那裡歇一歇。他拿著一個軍號,晚上三點鐘他的軍號一響,你就把馱子馱上走。路上死了好多人,有餓死的、有凍死的、有吊死的,也有批鬥挨打整死的。人們趕著牲口到了默勒河那裡、再上去到尕海 (湖)那裡,好多人跳水了。到則然埡岵煙瘴打死了多少人!大玉部落的藏民,海晏幾個部落的蒙古人都有被煙瘴打死的。600公裡雪山河水,要趕著牲口一步一步地走,後面有民兵用槍逼著,前面是狂風大雪,走了45天。這個情況張某某知道更清楚,可能他不會說,因為他就是押解的人。“到托萊後好多人沒有賬房,有的人找個白布賬房扎在雪地上,有的人用馱來的半片賬房。“氣候水土不服很容易得病,再加上餓肚子挨打受欺壓。1~2歲的娃娃死完了。搬遷來的人老人多,60歲以上的老人基本上死完了。“我們家成分高,是牧主成份。我的哥哥被當成叛亂分子抓走了。全家遷上走。我的父親剛60歲,到托萊後沒了。主要是肚子餓,得了病看不上。我們的家人都遷到了托萊。還有一部分人遷到了剛察縣,他們在剛察的哈爾蓋、沙柳河、紅山一帶。在哈爾蓋勞動的貝子家的佛爺說了句公道話。批鬥他的時候,人們把馬叉子套在他的頭上,然後騎在他的背上讓他走。“搬走的人的營盤上怎樣的情況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那些賬房和財產呢?一座座賬房、蒙古包還在原來的地方,賬房和包裡面的東西還像原來一樣堆著。有的賬房和蒙古包裡的火灶上還放著鍋,鍋裡煮著肉。火也沒有完全滅掉。他們連肉都來不及吃就被趕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們上來了,還有一部分海晏沒有搬遷的老百姓和干部們。他們在搬遷走的人留下的營盤上搶劫。他們哄搶那些賬房、哄搶那些蒙古包和裡面的東西。“人們已經搬走了,我騎著馬到海晏三角城羊場對面的草灘時,滿灘都是被搬遷的人遺棄掉的牧羊狗,滿灘都是跑回來的犏牛。“托萊是個省辦牧場,由省畜牧廳管。托萊原來只有一二萬頭牲畜,我們遷去以後增加到了18萬頭牲畜。當時還成立了一個托萊公社,把一部分搬遷過來的老弱病殘集中到那裡開荒。公社裡更是餓肚子,老人們沒有吃的。再加上干部們違法亂紀,隨便毆打、捆綁牧民。海晏的一個干部到那裡當會計,他捆綁毆打致死了不少人。那時候在托萊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字我忘記了。後來我聽人說他被逮捕了,有的說沒有逮捕。我後來沒有見過這個人。“那時候海晏全縣有19000人。‘平叛、反封建’抓了800人。搬遷走了10000多人,最後剩下了7000多人。“搬遷到托萊的牧民分了四個分場:大泉分場、科科萊分場、一分場、二分場。還有一部分人去了蘇裡,到那裡又和天峻縣的牧民打架爭草場。後來被天峻縣的人趕回來了。蘇裡原來是個沒有人的地方,1958年‘平叛’的時候搬過去了兩個藏族部落,後來成立了個鄉。“搬遷的群眾是1961年召開西北民族工作會議後才有好轉的。這個詳細情況是這樣:西北局得到消息,有人說海晏搬遷到托萊的群眾相當苦。他們知道後派了兩個干部,一個是西北局統戰部部長,叫康豐(譯音),一個是統戰部辦公室主任,叫鄧雲(譯音)。他們倆個從甘肅的鏡鐵山一帶到了托萊牧場。了解到了一些情況,當時托茂家(青海蒙古南右後旗,俗稱托茂公旗。托茂公旗有兩種居民,一種是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人,另一部分是信仰伊斯蘭教操蒙古語的居民,當地回、漢民稱其為托茂韃子)的一個回民老阿奶抱著他們的腿嚎啕大哭,老阿奶哭得說不出話來。孽障呵(可憐)!那個時候海晏搬遷過來的人孽障。“他們倆到了祁連縣後,縣委縣政府都不知道。當時我是副縣長。晚上我在看書,進來了兩個人,拿的是西北局統戰部的介紹信。我還不敢相信,他們把工作證也拿出來了,說是來了解情況。我當時不敢談。第二天是個星期天,他們住在大眾旅舍,縣政府招待所也沒有住。我去談了情況,他們做了個筆錄。讓我簽名,我沒敢簽名。我說‘你們拿上去了解這些情況吧’。這個材料後來到了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到了‘四清’‘文革’時候都成了我的罪證。“這個事後不久,州上才對托萊成立公社後,干部違法亂紀,群眾餓死病死的嚴重情況,算是開始重視了。“西北局和省上來文件,說用人民群眾的牲畜不能辦牧場。並且決定托萊牧場場社分家。那時候我去了,夏茸尕布(即察汗諾門汗活佛)是海北州副州長也去了。我們到托萊時,看見牧民們衣衫襤褸不堪哪!他們穿的皮襖,只有背後和上面的半截,沒有袖子和大襟(前襟)。在托萊雪山下的嚴寒裡,在那麼個破白布賬房裡過冬。這冬天怎麼過呀?人都是肉長的身子呀。開會的時候,我和夏茸尕布看著群眾中的那個氣氛那個神情,心揪住了。夏茸尕布副州長悄悄對我說:‘呵呀!我沒有想到是這個樣子……’我說‘實際情況就這麼個呵!’……
“1961年落實政策,托萊牧場場社分家。藏族大玉部的環科爾部落由夏茸尕布主張留在牧場了。蒙古族各部落的大多數都到了社裡。托茂公的蒙古人是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他們留下了17戶人家。從場裡分出來的100多戶牧民和90000多頭(只)牲畜都交給了祁連縣,人畜都占托萊牧場的一半多一點。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連縣的野牛溝、科科萊一帶。還有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連縣的默勒、札薩一帶。他們沒有馬,有的人家連賬房也沒有,沒有最起碼的生活和生產用品。我給縣委彙報了以後,縣委馬懷永(譯音)書記從縣財政撥了兩萬元,那時候兩萬元不少。用這些錢買了一些鞍子、皮繩、歐塔(牛羊毛織的口袋)、岡木瓊(裝炒面、酥油和曲拉的小木箱)、木箱和賬房毯子。經副省長點頭同意後,縣上派我去馬場調了700多匹馬。這樣,才安置了搬遷的群眾。這一下從海晏縣搬遷過來的牧民們的生活才漸漸有了好轉。唉!在這之前,這些牧民真是受苦了。說起這些,他們就哭。不能不哭呵!“1966年,‘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運動開始了。‘四清’工作團在團長李恩普和副團長衣竹林帶領1436名工作隊員進駐祁連縣的各機關、企事業單位、農村和牧區。“以‘四清’工作團副團長、青海省公安廳副廳長衣竹林為首的‘四清’運動工作團捏造了一個驚天大冤案,就是‘郭振國反革命集團’案。說我和郭振國一起搞反革命叛亂。“郭振國是門源蘇吉灘的藏族,是當時的祁連縣縣委副書記兼縣長,我當時是副縣長。這個冤案從縣長到各公社書記、主任和通信員,牽連了414人。涉及到了全縣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各公社、學校。好多干部這一次整掉了。‘四清’工作團專門把我審了15天。審訊小組把爐火燒得旺旺的,再給我們穿上皮大衣、皮帽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樣直淌。“用酷刑就有十多種:脖子上吊磨盤石、拔頭發、火烤、煙熏、用燒開的酥油往頭和脖子裡倒、開水往褲襠裡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假案的制造者就是以衣竹林為首的一部分人,衣竹林原來是山東省公安廳的廳長,因為搞假案,上面把他的廳長撤了,調到公安部當一副科長。不知怎麼調到青海省公安廳當起副廳長來了。那幾年,他去尖扎縣,把尖扎縣搞成了反革命集團。接著他去化隆縣,把化隆縣搞成了反革命集團。然後去循化縣,把循化縣搞成了反革命集團。他來到祁連縣,又把祁連縣搞成了反革命集團。他是個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團假案的專家。“因為我過去對1958年的叛亂和海晏搬遷說了些意見,‘四清’運動工作團說我是反革命,給我定了14條罪狀。當時我想,我肯定有小錯誤,但沒有大錯誤。更沒有反革命和叛亂等罪。“衣竹林說我在1958年搞了叛亂。我說:‘我沒有參加叛亂,這樣的事沒有過。’我對他說:‘你把58年搞叛亂的帽子戴到我的頭上難道對嗎?58年你帶的我們公安廳的工作組呵!你是帶隊的,誰去了誰沒有去你都清清楚楚。循化叛亂了,我在哪兒?我在澤庫,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難道忘了嗎?你忘了我給你提醒。’他戴著個眼鏡,他把眼鏡扶了扶說:‘哦!1958年,對對對,我想起來了……’我的血直往頭上湧,如果他再把1958年叛亂的帽子往我頭上扣,我就真想把他殺掉。我說:‘你想起來就對了!’他又說:‘那你這一次是第二次叛亂。’唉!“他又把我叫去談話。他說:‘我們本來不相信你搞叛亂,你是公安廳的人哪!但是現在證明你搞叛亂的人有多少?有80多個!你就是參加叛亂了。’他又說:‘ 你暗地裡參加了海晏叛亂,一開始你就知道。你說過:海晏搬遷,一戶人家三頭牛,半個賬房,武裝押解。黑天半夜地遷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 餓死了多少。你還說過1958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年的叛亂是漢族鎮壓少數民族。這些都是你說的吧?還有,你為什麼從馬場趕了那麼多的馬?你為什麼跑到那裡去要馬?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亂的證據。’噫!就這麼給我定了14條罪狀,一條一條地審問。我說:‘叛亂我沒有參加,這樣的事也沒有。’他們說:‘你是個不簡單的人,為啥沒有(參加叛亂)?你還准備請國民黨。’我說:‘請國民黨是沒有的事。’他們說:‘你那時候從海晏拿來了個電台,你還拿來好多槍……’天哪!我到哪裡去拿電台拿槍呢?他們說的電台是怎麼回事呢?我慢慢想起來了,那時候我妻子有個小木箱,裡面裝些梳妝用的東西。小木箱上面有個老虎的圖案。那個小木箱是我從海晏拿到在多倫的我妻子的姐姐家放下了。後來我妻子的姐姐讓我拿回去,我就拿到家裡了。當時有幾個人見了我妻子的這個小木箱。張某某和杜加都見了。唉!就這麼個小木箱嘛!還能有啥?真真讓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這個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證。這就開始審問了。‘你的電台呢?你是怎麼聯系的?’呵呀!白天整、晚上整。有七個人看守我。晚上睡下後,到半夜整起來再審問,白天開批鬥會。
“當時,托萊牧場場社分家時,我們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眾安置到了祁連縣的默勒、多倫一帶。這也成了一條罪狀。他們說:‘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團安置到默勒、多倫。你說那個地方地形好,攻不進來,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說‘那我是給誰說過這樣的話?’他們說:‘是下面的人說的。是胡某某說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說了。’他們指名道姓地說張某某怎麼說了,鄧某某怎麼說了。呵呀!整得凶呵。我說:‘這個事情根本沒有,你們好好查查。’“衣竹林、張光漢(譯音)和公安廳一處的科長,都硬要讓我承認參加叛亂了。很多人是被打得無法忍受時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亂說自己參加叛亂了。他們讓我看了一些說我參加叛亂的材料。一個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寫著:‘聶步騰是我們的頭是哩,郭振國是比他大的頭是哩。我們叛亂過了。’這是哈爾蓋貝子王爺的媳婦寫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譯音)寫的:‘他(指聶步騰)是海晏的縣長,我們的妹夫是岡察的縣長,久美是祁連的縣長。’問‘這些是誰說的?’回答是‘聶步騰說了, 是他任命的’。後來我問郭正海‘在部隊上的時候,你是給我當過班長的,你怎麼胡日鬼,你怎胡說哩?’他說:‘唉!打得我實在忍受不住了,我就編了這麼個事。不說你再沒有人呵。’我說:‘有這麼個事情你怎麼說都可以,就根本沒有這麼個事情,啥也沒有呵!你們是怎麼編的呵?’後來,青羊溝的大隊書記羅羅對我說:‘阿格瑪(藏語的感嘆詞),那時候審訊的時候把我打得實在是堅持不住了,我就說了你是叛亂的頭子。實在對不起呵……’我說:‘你現在道歉有啥用呵?’ 當時審訊一個人,不僅要逼得他承認自己參加了反革命叛亂,還要讓他拉上別的人,必須讓他承認有別的人參加。“我算了一下,當時衣竹林等人搞刑訊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12~13個,還有群眾死掉的都沒有算。扎馬什公社的書記王春龍(譯音),他是從山東逃荒來到這裡的。他在側所裡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長卓瑪是札薩的蒙古人,他也上吊死了……不少呵!一天價說是少數民族干部搞叛亂,最後把一些漢族干部也整了。“這些所謂搞叛亂材料是怎麼來的?當時在工作上開會的事情全部成了叛亂的依據。當時我們在野牛溝的大泉開會商量安置托萊搬遷過來的群眾,劃分草場和小隊。就這麼個事,在這次審訊中硬編造出了‘大泉北山叛亂會議’,還有個‘豹子崖會議’,豹子崖在阿日開,我從來沒有去過,也不知道這個地方。沒有去過也可以編造出你去過,而且開過叛亂會議。嚴刑拷打下,基層干部和群眾有些就害怕了,就說我參加叛亂了,他參加叛亂了。胡說在哪裡開會了,在哪裡叛亂了。本來都是安排生產的,傳達文件的。那是人民公社時候呵,那個時候會議多,安排生產的事情多。唉!最後都成了麼反革命叛亂的會議。“當時托萊牧場七分場牲口不夠,每一家安排了一只羊,共25只。就給那裡的老根托定了個以宰殺牲口為名搞反革命叛亂。在那裡整老根托,逼得大泉的勞布桑和先巴招供,說我們吃肉搞叛亂了,我們的頭頭是誰誰誰。這樣又牽連了一大批人。“最後查來查去,這些人啥事也沒有,根本就沒有個叛亂。都是刑訊逼供搞出來的。他們是怎麼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頭的時候,他們挖了一個坑,把老根托推到坑裡,然後用沙土再埋他,埋得只剩下他的頭,然後讓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最後,工作團要撤的時候,他們要我在材料上簽名。我沒有簽名。他們的局長不行。我又寫了個材料,說我有重大錯誤,但死都沒有承認他們說的‘叛亂’。因為這個材料,又把我批鬥了兩天。“衣竹林親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上去後,州委書記王風(譯音)發火了,他說:‘你們這次搞的這些案子,這麼大的反革命集團,書記、縣長、公社書記、公社主任、法院院長、公安局長……全部搞反革命,那我們海北州是干啥的?我們一個州委是干啥的?我們管著十個縣我們還管不成?這個材料我們不同意、不研究。’實際上就是這樣,海北州十個縣的縣長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職不失職?你州委在干啥?“州委說話了。最終我沒有去勞改。‘文革’開始後說我不老實,又和當權派們一起挨批鬥。我一直在臨時工作,自來水廠、水泥廠、磚瓦廠干。至到1979年落實政策後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最慘的是郭振國。1958年他被捕後來又釋放了,恢復了縣長的職務。1967年‘四清’運動中又逮捕了他,整整坐了14年的牢。這個事還得從頭說起。那個時候縣武裝部的一個干事,打野牲到山裡去後不知怎麼就上吊死了。他的馬背著馬鞍跑到小八寶了。郭振國的媳婦在那裡的奶廠當工人。海北州軍分區的兩個干部到祁連了,他們說這是被人殺死的。把這個人命案就毫無根據地扣到郭振國的頭上了。說他搞反革命叛亂殺了人。整來整去最後就憑空捏造了一個‘郭振國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亂的集團’。說郭振國和我搞反革命叛亂的案子。開始逮捕審訊群眾和基層干部。結果,祁連縣全縣七個公社的28個公社書記和主任,除了一個牛春發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當時人們說‘四七二十八,剩下了個牛春發’。說的就是這個事。牛春發是個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書記。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還是藏族、漢族和回族,都是反革命集團的成員。
“到1978年‘郭振國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亂的集團’案平反了,他被釋放了。安排了個州政協秘書長的工作,兩三年後就患癌去世了。他們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呵! 他的父親抓掉了,在監獄裡折磨得只剩一口氣了,出來就死掉了。他的一個堂哥抓掉了,釋放後在岡察沒處去,他走到阿日開還是在鄂博後,連病帶餓死掉了。他的兄弟們和家裡的其他人都被當成反革命家屬,整慘了。郭振國呢,白白坐了14年的牢。“郭振國釋放出來後,我給他說:‘你把你的情況要向有關方面說一說,你也應該說。你受了這麼多的迫害,你應該上訴。’他說:‘唉!把我安排掉就行了。中央那麼大的官都整死了,我算啥哩?我還說啥哩!’那好,事情就這麼扔下了。
“過了幾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組來查,當時來了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司令員、州委書記和州軍分區副司令員。他們查了以後沒有這個事。有個啥呢?都是開了會喝了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亂活動的事呵!那個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國沒有絲毫的關系。“一個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西寧文化街,公安廳家屬院的門口。我說:‘廳長好著散!’他說:‘你好著散!’我說:‘我好著哩。’他說:‘你平反了沒有?’我說:‘沒有平反。你不平反誰給我平反哩?’他說:‘你沒有事。我給調查組說過,你沒有事。郭振國是反革命。’我說:‘
調查組說過,你沒有事。郭振國是反革命。’我調查組說過,你沒有事。郭振國是反革命。’我說:‘你怎麼知道郭振國是反革命?路擺在你的面前你怎麼就不看一看呵?你有啥證據?你有啥人證、物證?’他說:‘人證有罷。’我說:‘人證他見了(郭振國搞反革命叛亂) 嗎?是怎麼個情況?是參加會了還是做了啥?’他說:‘這……這……這……,這個說來也傷腦筋得很。呵,好好好……你忙去。呵!再見!’然後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還在堅持郭振國是反革命!
“這麼一個人,他害了多少人呵!”
歐智布(蒙古)65歲
“我是在落實政策的時候才知道海晏搬遷的情況的。我們去了解情況,一戶一戶地去了解情況。確實很慘。他們噎得說不下去。
“他們是不被信任的人,擔心留下會搞破壞。搬遷的時間是定死的,一戶只給兩個馱牛,只能馱一點鋪蓋和一點口糧。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馱上,吃的和鋪蓋就馱不上了。賬房蒙古包和別的東西都那麼扔下了,有的人家還有點金銀珠寶之類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也不夠,把狗領上喂啥呀?本來牧區的人家搬遷轉場一般都要10多個到20多頭馱牛才能搬遷。兩個馱牛我們能馱個啥呀?1958年的冬天雪那麼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麼大,馱上的皮襖不夠用,一家一個破白布賬房,有的只帶著半片賬房。老人們走不動,娃娃們凍成了病。
“有的人家走到半路上後被抓走了,說是反革命叛亂分子。有一戶人家有七個娃娃,她們的名字我忘掉了。她們正搬到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來把阿爸和阿媽抓上走掉了。剩下的她們七個娃娃,一個比一個小。再咋辦哩?她們大一點的拉著小一點的,一個拉一個,還要在大雪地裡趕著牲口走。旁邊的鄰居們拉扯了幾個小的。就這麼走了,算是沒有死掉,活下來了。要不是好心的鄰居們幫助,她們半路上都死掉了。1982年我去那裡時,那七個娃娃中最大的已經是40歲的婦女了。
“他們搬上去以後,有一家的兒子被民兵叫上去了,說是有個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到下午民兵來給老阿爺說你的兒子死掉了,讓他去取屍體。噫!兒子好好地跟上他們走了,怎麼就死掉了呢?民兵說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死掉了。老阿爺跟上取屍體的時候,看見兒子後腦勺有一個斧頭或槍托之類的東西砸下的傷。原來是民兵叫上去審問了,讓他承認偷了什麼。他不承認,就被民兵一斧頭或槍托砸在後腦勺上,死了。老阿爺哭著噎著說不出話來。當時你給誰說呀?給誰說也是白說。死一個反革命家屬還不如死了個羊。就這麼完了。
“我們進了一座賬房,一個婦女突然看見我們了,她嚇得睜大眼睛,渾身顫抖,喘著粗氣,嘴裡‘呵……呵……’地叫著。我們問這是咋了?牧民們說她是在 1958年的運動和大搬遷時被干部們驚嚇成了病。平常,她只要聽見干部來了,就會飛跑到山上躲起來。今天她不知道你們要來。她這個叫後驚病,不能見干部, 看見下鄉干部來了她就犯病。
“我忘了她的名字,現在她沒了吧。
“當時省上、州上和縣上政策是怎麼樣的?是怎麼開會的?怎麼組織搬遷的?我不知道,我們只是作為落實政策的工作組去了解情況,去兌現了些錢。每戶給了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當時,國家根據人死了多少、牲畜死了多少的情況給了些錢。”
《西湖》 2007年第06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0-291X/2007/06/10002604.htm
2010年1月15日 星期五鐵穆爾:在庫庫淖爾以北以下珍貴的史料,清楚地告訴我們,所謂的1958年“反封建擴大化”,就是一場對蒙、藏兩族的大屠殺。這樣一個獨裁、毫不憐惜生命的政權,存在一天,人類就多一重災難。——朱瑞
我試圖以筆錄的片斷講話、互不聯結的事件、局部現像,也就是一些與1958年“反封建”鬥爭中的擴大化、甘肅省和青海省牧民的幾次不同原因的大搬遷、“四清”和“文革”等許多事件有關的人的陳述,組成一些不連貫的畫面,同時又是一種相對完整的歷史畫面。試圖從他們的口述中看到當時的人們情感的歷程、心靈的歷史,而不是以事件本身的歷程為主。他們為什麼痛苦?他們記住了什麼?他們想的是什麼?他們希望的是什麼?這是一堆“當人們試圖把它們拼在一起就會扎手的玻璃碎片”。
我努力做到不遮掩、不諉飾,摸索一種方式來敘述民眾的心靈歷史,學習異域文學和歷史中常有的那種真實的力量,也就是最高限度地接近生活,追求真實的極致。讓被訪者說出自己的立場,目的不是為了讓人們記住仇恨,而是避免類似的痛苦和災難,讓歷史上的悲劇激起人們善良的感情,並為那些不幸的人們呼吁寬容。讓我們拿出勇氣來,實事求是地對自己的歷史和現實做一次全面的重審,做一次抽筋剝皮般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我們能杜絕和根除類似的事件發生嗎?有一點也許人們都明白:那就是只有銘記自己歷史上的殘酷和恐怖經驗,才會有消除歧視和壓迫的契機。目的就是讓這些受難者的歷史對我們的未來產生一定的指導和警示。“詮釋過去,理解現在和展望未來的內在聯系。”(卡爾恩斯特耶斯曼語?)——鐵穆爾
按: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位於青海湖東北側草原。青海湖,蒙古語叫庫庫淖爾,藏語叫措爾孟,漢語叫青海湖或西海。以畜牧為主的海宴縣有蒙古、藏、漢和回等民族。1958年“平叛、反封建”鬥爭的擴大化,在大清洗的同時,這年10月上級命令將這一帶的蒙古、藏等牧民火速搬遷到祁連縣、剛察縣、皇源縣等地。
那一年,在青海省祁連縣與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接壤的草原上,因人畜突然劇增,兩省牧民發生了更多的摩擦,這又成為導致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牧民大搬遷的原因之一。
1963年到1967年,“四清”運動工作團又在祁連縣制造了大冤案“郭振國反革命集團案”,涉及了414人。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祁連縣和海晏縣1958年的“反革命武裝叛亂”案和祁連縣的“郭振國反革命集團案”都被徹底平反。(作者)
檔案摘錄海晏移民工作,是從1958年10月20日開始的,到1959年的2月份才結束,……遷往外縣的移民共計1,279戶,6,700人(另一資料稱:共有 1700多戶,近9000名牧民,270000頭牲畜),其中湟源安置156戶,949人,祁連安置461戶,2,183人(包括托勒138戶,635 人),剛察安置474戶,2,469人,(包括青海湖25戶,101人),三角城種羊場安置188戶,1,099人(包括機械廠37戶,244人),海晏縣各公社安置436戶,1,983人。祁連縣檔案館《關於海晏縣1958年移民遺留問題處理意見的報告》
洛布丹(藏)69歲“海宴縣蒙古人主要是1636年旦增曲吉加烏(固實汗)從阿爾泰山和天山一帶進入青海時來的,以和碩特蒙古為主,也有其他衛拉特蒙古各部的人和1227年以來進入青海的各個蒙古部落的後裔。清代在青海湖周圍有29個蒙古旗。……“上級命令下來了,讓海宴縣成分不好的幾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遷到600公裡外祁連縣的的蘇勒托萊(今分為兩個地方。蘇勒:今名蘇裡鄉,屬青海省天峻縣。托萊:今名央隆鄉,屬青海省祁連縣。均離祁連山主峰不遠)一帶。上級說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壞人。牲口都被沒收掉了。每一戶只讓趕五頭牛,到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一戶只趕兩頭牛。干部們拿著槍來了,他們說,啥也不要拿,到了那裡啥都有哩。叫人們拿上衣服就走,別的啥也不讓拿。誰要是回頭看一下, 就舉著槍問:‘你看啥哩?’哪個人不走,就威脅要在那裡槍斃。給我們派來的干部都是從西寧那邊來的,多半都是農墾部隊的。路上我們要是坐下來喝點茶吃點什麼,他們就拔出槍哢嚓哢嚓地壓上子彈。“把人們趕到一個大阪上,都餓得走不動了。有的人就扔到路上了。又走了好久,路邊有一個人家,有一個老奶奶,她給餓肚子的人燒了茶,又把僅有的半盆酸奶給人們吃了。人世上總是有這樣好心的人。“從庫庫淖爾到蘇勒托萊的路上,蒙古老人們一個一個地死去,有的人頭靠在石頭上就死了,有的人坐著就死了。主要是餓、病和心情悲憤絕望而死的。後來小孩子們也習慣了,在老人的脖子上套個繩子拖到遠處扔下。到了祁連縣後,海宴縣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數百公裡的俄博、野牛溝和托萊。一家人分到四五個地方, 親人不能相見。
“寺院的僧人們集中在一起勞動,大家心情苦悶、絕望。每天,食堂裡的隊長喊名字,當有人回答某某沒有來,那第二天肯定在灘上能看見他的屍體,有的人頭枕石頭死掉了,有的人蜷縮在土坑裡死掉了。滿灘都是死人。“散白勒被抓走後,在審訊的時候給他上了八段錦(酷刑一種)後,他的腰椎骨脫臼了,成了一個醜陋的駝背。釋放後,他擋了一輛卡車到了托萊牧場。下了車在開闊的草地上看見一個放羊的老大娘,大娘問他:‘你是誰?’他說:‘我是從前哈爾金鄉的鄉長散白勒’。那個大娘驚訝地看著這個背已彎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這個醜陋的人就是從前健壯高大的鄉長散白勒。後來她囁嚅著問他:‘你還活著嗎?那我們家的藍白還活著嗎?’散白勒告訴她:‘你們家的藍白還活著,我見了他’。那個大娘顧不上和散白勒說話,就掉過頭向遠處的一個放羊的年輕女人大聲喊:‘藍白還活著,藍白還活著……’“散白勒到自己的家後,他的媳婦和娃娃們都沒有認出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駝背的畸形人。”
散白勒(蒙古)89歲“……那一年札西倫布寺的一個活佛從內蒙古過來了,把他的牲口稍帶給班禪趕牲口的人趕往拉薩。我們那裡每隔三年要從札西倫布寺請一個活佛到我們的寺院扎藏寺(今湟源縣境內,曾一度是青海衛拉特蒙古人的主要寺院)。1957年這個活佛來了,他的名字叫偉林西熱特。1958年這個活佛被說成是特務,逮捕了他。這個活佛只有兩個徒弟,再啥也沒有。當時活佛住在藏民的大於千戶家,大於千戶和我們關系很好,他管轄七個部落700-800戶人,蒙古人藏民都有。大於千戶給活佛借了1000塊錢,大於千戶就被抓走了。上面說活佛是特務,千戶是叛亂分子。那時我是哈勒景鄉的鄉長,我去證明活佛不是特務。他們就抓了我。我忘了我是在哪裡被抓的。……海宴抓人開始是這樣的。“還有一個原因是剛解放那幾年,因為草原上狼多,一到冬天狼害特別嚴重,所以政府組織成立了草原打狼隊,打狼隊由各部落的槍手和民兵組成。當時有公安上的人領上打狼。1958年把打狼隊定為反革命叛亂隊,全部逮捕法辦。……“……我在德令哈勞改農場勞改,勞改的時候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裡?家裡人還活著沒有?……?(已嚴重殘廢的散白勒老人已體力衰弱、記憶模糊,言語含糊不清。)”
勞布藏(蒙古)73歲“解放前馬步芳的時候我們家裡窮,我們給農區的漢族地主放牲口。放一個黃牛給的報酬是30斤青稞,一個馬是50斤青稞,30只羊是10斤青稞。15歲上到茶卡馱鹽三年,從茶卡趕著犛牛送到大通,一個犛牛給你五塊錢,往返一個月。我的父親在解放前當了40天的保長。我17歲的時候解放了。1953年北山蒙古族區成立了,我的父親當了區長。我帶20多戶人家,全部是一些牲口少的窮人家,我們在海宴縣第一個成立了互助組。一年後成立了第一個初級社,叫團結社,我當了社長。我到海北州會計訓練班學習四個月,學了一些漢字,回來當了會計。“1958年秋,鬥爭開始了。部落頭人、區鄉干部,召去開會就被扣留了。部落裡的男的全部被打成了反革命,抓上勞改去了,剩下的全是些女人娃娃。上級也不讓我們說蒙古話或藏話,說是黑人黑話不能說。我們家七口人,我父親是北山蒙古族區的區長,被逮捕了。那時候我是北山蒙古族區團結社的社長,我們晚上接到通知,上面要讓我們搬到祁連縣的托萊牧場,天一亮就要走。上級宣傳說,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戶只准趕三頭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東西全部扔掉,我們白天趕牲口,女人們背著娃娃走不動,男人們先趕上牲口走,到宿營地後晚上再回頭去找女人娃娃們。干部們很凶,很牛比,哪一個營地上的茶燒得遲一點,就被一腳踢翻。那一天你就別想吃飯。我們趕著牛、馬和羊,干部們就是不讓我們騎馬。抱著娃娃的女人,走不動路的老人也不讓騎馬。一句話,就是人不如牲口。我們不在人的數字裡(意思是:不被當人看)。“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場大雪。我們在雪地裡趕著牲口走,駱駝回頭望著自己的老家‘嗷爾……嗷爾……’叫著,眼睛裡淌著眼淚。不要說人嘛,牲口都戀自己的家鄉呵!走不動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來,我們蒙古人也罷,藏民也罷,還有你們堯熬爾人也一樣,牲口就是我們大家的伙伴罷,也是朋友,也是賴以生存的依靠。牛、馬、羊和駱駝在雪地上凄慘地哭叫著,我們的那些孤兒寡婦們在悄悄地哭著,誰敢大聲哭呵?“到托萊了,我們除了一頂空蕩蕩的賬篷外啥也沒有,沒有吃飯的鍋碗,要買的話我們沒有錢。最難的是每一家男人大多都被抓走了,沒有干活的人、沒有勞動力。我們在蘇勒、托萊、天峻一帶放牧,苦得很呵。冬天到了,天那麼冷,一個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風刮走了,七天要壘一個羊圈。公家的羊死掉咋辦?人死掉不要緊。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辦的。一部分人被趕到農業隊上了,農業上的生活更緊張,餓死的人數都數不過來。男男女女餓得走不動路,後來我們也有了經驗, 餓極了走不動時,背著手還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動。牧場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絕對不讓我們吃。那麼多牲口就是不敢宰著吃。個別人餓得實在沒有辦法就宰了牲口,抓住以後在群眾大會上批鬥,然後去勞改。人們全部在食堂吃,在食堂吃過後就不能在家裡燒火,你燒火你就有問題。干部說這是賬篷改造。
“開會的時候,會跳秧歌的漢、土族男女一邊跳一邊唱:‘1958年,吃飯不要錢,共產主義快快來。’唱的都是當時的口號。會上批鬥活佛、阿訇。還要讓回族養豬。“祁連縣有漢、回、藏、蒙古、土好幾個民族。當時干部們天天宣傳的是‘揭掉蓋頭辮子化,不戴頂帽分頭化,脫掉皮褂棉布化,不燒牛糞衛生化,回藏漢蒙通婚大眾化,牧區賬房街道化,鄉村住宅城鎮化’。
“趕過來趕過去就是些男人都被抓上走掉的孤兒寡女呀。“1960年蘭州軍區的人在托萊草原上大規模圍獵,成群的野馬被打死後用車拉走了。“後來,我們又被趕到默勒灘,從默勒灘又趕到野牛溝。每一個人一個月只供應九斤糧,我家裡有三個娃娃,我的兩個,我妹妹的一個,娃娃們吃不飽。大米熬成湯給每人舀上一碗,幾粒米就沉到了碗底,娃娃們用手撈也撈不上。吃的糧食不夠,穿的衣服也沒有,買也買不上。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們沒有鞋。我們在灘上拾那些被部隊打死的野馬,把皮剝下來後泡在水裡,給娃娃們縫了鞋。這些不是我一個人是這樣的,和我們一起過來的人都是這樣的。“1958年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呵,岡察、祁連、門源、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兒寡女算是活過來了,總算沒有死絕呵。但是我們沒有自己的地方了,沒有自己的部落了,我們還是流浪的人。“1962年我父親被釋放回來了,但是還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四清’運動來了,接著‘文革'又來了,1966年我的父親和母親都給戴上了‘四類分子'的帽子,因為我們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黨籍也開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學,我的姊妹們都沒有上成學。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讓措在1980年我們家平反後上了個學。“我的父親和母親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見的時候圈好羊,拴好牛,來不及吃一點喝一點就要摸著黑去會場上彙報,然後挨批鬥、挨打。每天都要批鬥、都要用繩子捆住挨打。他們把我的父親脖子上用鐵絲吊上石頭,然後又吊在賬篷裡用煙熏,用棍子打。嘴裡給灌了辣椒、姜粉。我的父親滿臉都是眼淚鼻涕。“1968年11月份,我在紅土溝、哈薩墳一帶放羊。有一天我的父親和母親沒有回家,我問別人說是批鬥完就回家了。後來我找到紅土溝的黑河邊(黑河上游西支,原名八字墩郭勒),看見我的父親和母親的衣裳扔在那裡,我才知道兩個老人跳河自殺了。後來聽人說在批鬥會上把兩個老人打得很厲害。他們倆跳水的時候, 兩個人把手用繩子拴在一起後才跳河的。我給鄉上彙報了,公安上的人來了,說這是畏罪自殺。“我去找我的父親和母親的屍體,他們倆跳水的時候,河面已經開始結冰了。好多天了,我怎麼找也找不到,天越來越冷,黑河的冰越結越厚。到了第二年開春,巴字墩河的冰層化掉後,我才在河水邊找到了他們倆的屍體,他們倆的手是用繩子拴在一起的……“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經死了。我的父親叫達爾基,母親叫仁青措。”
乃志布(蒙古)54歲“1958年上級把海晏縣打成反革命縣。15歲以上的男人全部鎮壓了。手銬都不夠了,就用繩子捆。當時上面說:要鎮壓1000個男人,海晏縣就叛亂不了。其實海晏縣哪有叛亂呵?就我們知道的整個海北州也沒有什麼叛亂。海北州公安局命令1000個如果抓不夠,就抓女的來頂替。在州監獄裡女犯很多,影響實在很大,上面只好把海晏縣的縣長劉義(譯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裡了?勞改農場多得是,德令哈、格爾木、浩門、化隆……回來的沒有幾個人。“我們成分高的牧民財產全部沒收掉後就被趕到公私合營牧場了。那是1958年秋10月10日,我記得很清楚。晚上來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鍋頭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干部們背著槍趕著我們走,誰走遲了誰就是反革命叛亂分子。一戶只准趕自己的三頭牛,一頂賬篷一馱馬上就走,50個牧民一個食堂,沒有自己的鍋碗,來遲了吃不上。600公裡路走了45天,一路上病死的,餓死的,因為氣候不適應和絕望而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的肺炎、痢疾……死屍只能扔掉。我們趕上21萬頭(只)牲口走的,上級只統計了路上死的牲口有20000多頭(只),說是國家的財產。可人死了多少有誰統計過?人沒有牲口重要呵。“唉!600公裡,走了45天,死了多少人呵!托萊牧場的一個坑裡,堆滿了人的屍體,春夏時候臭得人頭都暈。“到了天峻、蘇勒托萊,氣候寒冷,又是隆冬時節,賬篷扎不起來。有的一個賬篷裡住四戶人家,一個角裡住一戶人。沒有鍋碗,找了個臉盆做了點炒面糊糊。每個人一月九斤糧,哪能吃夠呵,餓死了多少人,有那麼多牲口就是不敢宰著吃呵,因為那全是國家的,連干部也沒有權力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壞生產,破壞國家財產,要逮捕法辦。後來打下野牲的人活下來了。我當的是食堂的炊事員,可以偷偷摸摸吃一點,算是沒有餓死。我們到天峻放了一年牲口,蘇勒托萊一年,1963 年又到了野牛溝。我們的人全部被趕到了默勒、多倫、阿日克幾個地方,這些地方相隔都很遠。
“1980年海晏縣的反革命帽子脫了,反革命叛亂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經死了,財產全沒了,家鄉沒有了。
“那時我們趕著21萬頭(只)牲口到了托萊,當了牧工,幾十年來批鬥、挨打、放牧過來了,我們也老了,到前年(2003年)要撤場,牧場的牧工每人給了 3000元打發了。從1958年到2003年,一輩子都在牧場放牧,一輩子只掙了3000元。一輩子呵!沒有工資的家屬、牧工最可憐。”
藍白(蒙古)73歲“我是北山蒙古族區烏蘭淖爾鄉的。我沒有經歷過那次搬遷。因為我被逮捕了,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訓班學習,到政訓班剛兩天,公安局的人就來抓人了。和我一起抓了61個人。縣長、書記,公安局長全部被抓掉了。公安局的人說:‘你們是叛亂分子’。他們用麻繩把我和蔡巴阿拉格連在一起,趕到了汽車上。我們被交到西寧勞改局,我被判了15年。然後又押到德令哈農場勞改。那時候我26歲。農場裡犯人打犯人很厲害,公安局的人讓刑事犯打我們,強壯蠻橫的刑事犯用柳條和木棍打弱一些的犯人。那些犯人一邊打我一邊問我:‘你搞叛亂殺了多少人,老實交待。公安說你殺了人了。’公安的人就站在旁邊看刑事犯打我們。再後來就開始餓肚子了,柴達木勞改農場有13萬人,死得只剩七八萬人了。我們吃了三年茴條、苦苦菜和鎖陽。我算是活著回來了。我回來剛一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又給我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批鬥的時候你一拳我一腳,到現在我的耳朵裡還在嗡嗡地響:‘屢教不改,死路一條。屢教不改,死路一條。……’“勞改了,挨打了,餓肚子了,草吃了,回來帽子戴了,苦受了。人的數字裡沒有我們。“1980年我被平反了,祁連縣的縣長、海北州法院的人、祁連縣法院的人都來了。我對他們說:‘在黨中央的好處下,我成了一個人。總算不像過去,往右轉是錯,往左轉也是錯……我好歹算是個人了……’“就這麼,公安局的人給我們每人發了幾個錢,就算是平反了。”
旦穆智勒(又名沙裡,蒙古)64歲“唉!現在我們把蒙古話也忘掉了。……“我是貝子家(北中旗,俗稱水峽貝子旗)的,我的父親叫久格西,是哈勒景鄉的副鄉長。那時候他有兩匹好走馬,一匹是青馬,還有一匹是棗騮馬。縣上叫我父親去開會,我的父親騎上那匹青馬去開會,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人們說我父親被抓上走掉了,說是反革命。那時候我還小,男人們都抓上走掉了。還有我的阿舅, 他是宗貝子家(北右旗,俗稱宗貝子旗)的王爺。1958年前當的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長,他也被抓上走掉了。我的父親有胃病,死在德令哈勞改農場了,那是 1961年。“我的父親剛抓走的那一年,1958年9月我們開始走了,一路上又是風又是雪,路上我們看見剛察縣搬走的牧民的營盤上火塘還在冒煙。我們從老家海晏的哈勒景鄉出發,30~40戶人家被編到一個食堂裡。一家人只准趕三個馱東西用的犛牛,我們一家五個人,早晨天剛亮就趕著集體的300~400只牛羊走。路上到處都是牛羊和趕牛羊的牧民們,牛羊亂跑人也亂跑,到下午就剩30~40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給路上的礦區了。一路上,好一點的馬、犏牛又跑回到我們的老家草原上了。牲口都那麼戀自己的草原,我們人呢?公安局的、民兵們就在後面趕著我們,我們還能怎樣呢?我們用火皮袋子打火,吃點死面餅子(沒有發酵的面餅)就走。路上沒有賬篷,隨便躺在灘上打個盹。到默勒郭勒,從默勒郭勒到克熱那合老,又到則熱恩塊勒,則熱恩塊勒的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們到庫庫熱,到托來,又從托來到天峻。整整走了49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能說完嗎?到天峻後,在哈拉淖爾(今青海省天峻縣境內的哈拉湖,面積僅次於青海湖)湖邊又和天峻的牧民們打架爭草原。我被趕上去挖煤,那時我才16歲。反屬的子女不讓放牧,只能到農業點上開荒種地,放牧是我們蒙古人和藏民的生活,挖煤、挖地我們哪裡會呀?“肚子餓的呀,有早上沒晚上。餓得快死了,讓我們回家。我背上一塊氈去找家,家已經搬上走掉了。一路上碰到個賬篷就去討個饃饃,找了好長時候才找到家。家裡只有一個老母親帶著我的姐姐和妹妹們。我又去了運輸隊趕牛,收羊毛、牛毛、皮子……“1963年我娶了這個老阿奶(他用手指了指老伴),安排到野牛溝鄉大泉村,一直到現在,都老了。”
秋什江(蒙古)54歲“阿爸抓走了,三叔叔也抓走了。我抱著哥哥的腰騎在他的馬後,到了蘇勒。到蘇勒後我就跟上阿媽去放馬、放羊。兩年後我8~9歲了,就一個人放牧著一群母羊。我整天想我的阿爸,不知他在哪裡。過了幾年,我聽人們說一部分勞改的人釋放了,我去找會算卦的仁青爺爺算我阿爸活著沒有?來了沒有?仁青爺爺算了以後對我說:‘你的阿爸正在路上,很快就會到。。我一直站在羊群邊上等到天黑了,沒有見到我的阿爸。我又跑去讓仁青爺爺算,他算了後說:‘咦?來了,來了。’ 我急忙回到賬篷等著阿爸,等著等著我就睡著了,第二天天亮後,還是沒有看見我的阿爸。我去放羊的時候,又去讓仁青爺爺算,他算了後對我說:‘你的阿爸來了,今天肯定要來。’我站在羊群邊,看著遠處的大路,很久很久了,看到運輸隊的人馬趕著牛從那裡走過。我跑上去問他們‘看見我的阿爸沒有’。他們說:‘沒有看見。’天又黑了,我的哥哥來了,他和我一起站在破賬篷邊等阿爸。我們倆一起去趕羊。看見運輸隊的人趕著牛走過來了。那個仁青爺爺和一個奶奶一邊跑一邊喊我的名字:‘秋什江……秋什江……’我跑到他們旁邊時,他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對我和哥哥說:‘你的阿爸回來了。……’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終於看到阿爸活著回來了。那時候,有幾個娃娃才能看到自己的阿爸能活著回來呢?所以,不管怎麼說,我還算是個幸運的娃娃吧。“可是我的三叔叔就沒有回來,他死在賽什克勞改農場了。三叔叔只是個一輩子放羊的老實巴交的牧民。“我阿爸回來時間不長,就又開始挨批鬥了,我看到一些人把他的鞋脫了後讓他站在雪地裡,然後又拾來牛糞和鞭麻(即金露梅,一種灌木)燒著後熏他,又把一個石磨掛在他的脖子上,腳上還上了馬絆。“有一天我阿爸放羊回來後,把羊趕到賬篷旁邊後不見了。我哥哥騎著馬正好過來了,看見我阿爸在一個土崖上釘了一個大木橛子,把自己的布腰帶拴在上面正在上吊。哥哥急忙跑上去把阿爸救下了。“小叔叔被關在野牛溝公社幾天了,天天批鬥挨打。有一天,我小叔叔懇求說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娃娃,干部們開恩讓他快去快回。小叔叔到家裡後一句話也不說, 只是抱著自己的小娃娃哭。我哥哥對我說:‘叔叔的樣子怪怪的,我們去看看他吧。’我就和哥哥去叔叔家賬篷了。嬸嬸把刀子和繩子都藏起來了。我們倆就在叔叔的賬篷裡住下了。到了後半夜,嬸嬸說:‘天快亮了,你們回去睡覺吧。’我和哥哥就回來了。月亮很亮,微微飄著點雪。我們回來剛躺下時間不長,就聽見嬸嬸在叫我哥哥的名子:‘亞凡……亞凡……’哥哥爬起來就跑出去了,我也跟著出去了。嬸嬸說叔叔不見了。我們幾個人去找。找到一個水邊上,看見叔叔在水裡,我們跳進水裡把他拉出來了。他的腿上全是血。原來他跳進水裡沒有淹死,他又拿石塊砸斷了自己的腿後,又爬到水裡了。我們救下了叔叔,可是他成了殘廢……“1967年上面組織基干民兵要去修路,我們生產隊裡有那麼多小伙子都去了,我也想去。那時我才17~18歲嘛!那時候我們那裡有一條政策:表現好的牧主子女可以考慮吸收到民兵隊伍裡。我跑上去報名,第二天就批准了,第三天就去修路,第四天炸藥炸傷了我的胳膊。我抱著胳膊回來找生產隊長請假。隊長說:‘我們貧下中農的子女上前線犧牲了咋辦?你的胳膊殘廢了算個啥?’隊長不給請假。讓我去放羊。就這麼,我的胳膊一直沒有得到治療,我成了殘廢。”才寶 (蒙古) 57歲“我們兄妹共五個。我的爺爺是貝勒家(南右首旗,俗稱爾裡克貝勒旗)的王爺,我父親叫龍周,父親在解放前是國民黨縣團級軍官,解放後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書長,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當時我們家在西寧市。“1958年我還在西寧上學。有一天晚上我醒來時候,看見家裡有很多人,腰裡別著手槍,但穿的都是便衣。原來是公安上的人來我們家搜查了。他們翻來翻去有兩三個小時了。所有的書和本子、紙全部拿走了。然後他們讓我老母親簽字,我母親不識字,我的姐姐簽了字。後來我才知道,父親早被抓上走掉了。但是抓到哪裡也不知道。後來才聽說在公安五處,原來公安五處就是看守所。我們只給送了點衣服。看守不讓我們和父親見面。“我在西寧的街上看見一隊隊押著走的藏民。我的學也不能上了。我們就回到海晏縣了。我們又被趕到了剛察縣的哈爾蓋鄉,戴著四類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定為封建主。我在剛察哈爾蓋草原趕了15年的馬車。我們在那裡又被第二次沒收了,剩下的箱箱櫃櫃全部沒收了,家裡啥也沒有了。我們和會說話的牲口一樣。哪裡趕就到哪裡去。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病了請個假還要找一個人替你趕馬車。那時候大多數人都不會趕馬車。每個人一個月供應18斤青稞,兩斤白面。我們一家還有五個人。我是年輕小伙子,哪裡夠吃呵。餓極了,跑到人家借了兩碗青稞拌著吃了,後來我才知道我在匆忙中吃了生青稞面。餓極了我也不知道我吃的是生青稞, 幸好肚子沒有痛。我們一起的四類分子,有的實在忍受不了就自殺了。上面把沒有的事硬扣在你頭上,逼得沒有辦法,實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這一輩子咋就這麼倒霉呵!這樣活著還不如死了。’我的母親勸慰我們說:‘千萬不能自殺。自殺了對我也不好,對你們也不好。’母親是柯柯貝勒(西後旗,俗稱柯柯貝勒旗) 王爺的公主。雖然不識字,但道理懂得多。“就這麼忍著,到1975年,聽人說中央文件來了,要釋放一批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人。我的父親釋放回來了,他已經68歲了。抓走的時候他才50初頭,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在監獄裡熬了17~18年。剛抓走後他在青海省監獄,後來到化隆縣黃河邊的監獄。總算是熬過來了,父親也活著,我們也活著。1980年父親被平反了,恢復了父親的工作後,父親讓我趕快寫入黨申請書。我們都明白,我們一家人就因為被定為封建主,就因為不是貧下中農、不是共產黨員,所以吃了幾十年的虧,忍受了幾十年的痛苦。現在我想起那幾十年來渾身發涼。我們要想和別人一樣生活,就必須趕快入黨。“自從父親平反後。我們一家慢慢好起來了,我在剛察娶了一個藏民媳婦成了家,後來我回海晏時候,她們家不願來。我們就離婚了。到這裡我又成了家。2002年我父親去世了,活了85歲。”
羅布藏仙巴(蒙古)65歲“合作化、人民公社、公私合營牧場……家裡好一點的社裡不要,都到公私合營牧場了。到了6~7月,海晏縣開始宗教改革,刮共產風。那一年我17歲。“縣上通知我的父親(即前面說過脊梁被打斷後,成了畸形人的散白勒老人)要去開會,我的父親去了以後就被抓起來了。有的人是在家裡抓的,有的女人也抓掉了。家好一點的全部抓掉了,法辦了。大伯也被抓走了,兩個舅舅也被抓走了。說是造反了叛亂了。我實實在在說:‘誰造反了?誰叛亂了?造反叛亂的人一個也沒有呵!’20歲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沒有剩幾個,只留下了一些特別窮的人。我們的牲口和財產沒收得一干二淨。就連衣服、碗、銀碗、冰糖之類的都沒有剩下……積極分子們沒收的東西太多,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塊打。“到了陰歷的九月,上面就讓我們往祁連縣搬。一家只給了三頭犛牛,一點點行李馱上就走。別的啥都不讓拿。狗拴在賬篷前,賬篷扎在那裡,就那麼扔下走。干部們拿著槍在後面跟著,我們像犯人一樣趕著牲口走。動不動就要打,要不就是開會批鬥。我們一路走,海晏北山——哈勒特爾外爾——哈爾金——太爾格——者馬爾恰合——甘子河——外爾哈達——默勒大川——則然告圖勒——庫庫熱——黑土槽——那岡日當——托萊——五個山——蘇勒。“那個時候沒有不挨打不挨罵的人。路上還是吃的大鍋飯。路上翻大阪的時候有的人被煙瘴打死了。到了則然告圖勒大阪,雪下得太大,尕才讓的娃娃凍死了。伊布拉的媽媽大雪裡生了娃娃,第二天就抱著娃娃走。自己顧不上自己,哪裡能顧上別人家的事,那麼多人死掉了誰能顧上。“到了蘇勒,我是富牧子女,反革命家屬。把我趕到蘇勒煤礦裡挖煤。老人、女人和娃娃們全部趕到農飼點上去了,農飼點上的人大部分餓死了。托萊農飼點上除了幾個窯洞、小院子和破爛平房外啥也沒有。舊社會叫托萊公莊,其實就是車馬隊臨時住的地方。那麼多人從老家只帶回兩座蒙古包,場部要設辦公室,就用這兩座蒙古包當了辦公室。“1960年我回來後放羊。羊放得好一點,干部和積極分子們說,反革命家屬占了好草場。收掉你的牲口,還要批鬥。好多人都沒有賬篷,冬天大家都集中在食堂裡。食堂撤了後,沒有賬篷的人沒有辦法,場裡給了一個白布賬篷,冬天夏天都在破白布賬篷裡。又要開始吃小鍋飯,可是誰家也沒有鍋碗,場裡發了個臉盆,每人一個茶缸。我們又向場裡的老牧工要了幾個舊鍋碗和勺子。缸子沒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紙糊上再用。每個人一月15斤青稞,生產隊裡羊死了必須集中上交到隊裡,然後再分,一個人只能分個4~5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呵。夏天我們主要是拾著吃騰格裡,是沼澤地水裡的一種野菜。沒有餓死是這種野菜救了命呵。“1961年我的父親釋放回來了,但是人已經被打得成了殘廢。脊梁打斷了,直不起腰來,人馬上要死了,我們背到廠裡搶救,才活下來。人活下來了,但已經是嚴重殘廢。不要說是干活勞動了,就是生活自理也很困難。“唉!那時候的事情說起來就想哭。那麼多的親人抓走後就再也沒有回來,抓到哪裡去了不知道。(失聲痛哭)死到哪裡了,我們不知道。我們心裡實在是過不去呵!“現在想起來就像是做夢一樣。在公社開群眾大會,工作隊的人和干部們坐在高台上,前面站著挨批鬥的人。中間是群眾,最後一排是戴帽子的四類分子。民兵們端著槍把守在門口。工作隊的王團長一個一個地喊著那些挨批鬥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個一個地站在前排了。王團長拍著桌子喊:‘今天,我要給你們放一個臭臭的屁,叫你們聞一聞,看你們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眾都默默地聽著,那些白頭發老人、拄著木棍的老人都低著頭悄悄聽著。王團長在那裡又喊又拍桌子。民兵們上來給那些挨批鬥的人脖子上用鐵絲吊上了石頭。“後來,海晏移民每戶只給了100元的安置費。本來是可以分300元的,上面扣了部分錢,說是要建設七五免疫工程,結果這個花費了15萬元的工程成了廢工程,一天也沒有用。沒收掉的財產牲口一點也沒有退還。唉!我們海晏人被虧待了。”
尕玉巴(藏)64歲“我的父親叫熱桑阿爸(熱桑阿烏魯哈),剛解放的時候我的阿爸去打土匪中了子彈,後來他用自己的刀子把腿上的子彈取出來了。當時就他一個人,沒有人幫他的忙,也不可能有麻藥之類的。“那時候我的阿爸有功勞也很有名。後來到北京去開會還給他給了獎,還有獎金。他當了海晏縣大玉藏族區的區長。1958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開會,他從區上來到我們的夏牧場的賬篷後就騎上馬走了,再也沒有回來。那時候我才8歲。後來我的母親也給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我也不知道是咋了?反革命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革命我也不知道)。上面叫我們干啥我們就干啥。我們一家只剩3口人,我,我的母親,我的妹妹。我和母親馱著我的妹妹來的,妹妹才6歲。我的阿爸哪裡去了不知道,阿爸活著還是死了也不知道。1980年給了我們一張阿爸的平反證。阿爸留下的東西早就沒收得一個都不剩。現在就那一張平反證是給我阿爸的,再啥也沒有。
加布桑昂熱(藏)77歲“我是藏族大於部落下屬的環庫爾部落的。“剛解放那陣子,青海湖北邊的沙窩裡狼太多,政府組織20~30歲的年輕牧民成立了民兵打狼隊,公安局長、副縣長、副書記都有。那時我也是民兵,上面定下任務了,不去不行。1958年把打狼隊全部說成是叛亂分子。全部抓了。牧民家裡都有槍,這是牧民的習慣。一個老馬騎的話,一個槍背哩罷(意思是:哪怕窮得騎一匹老馬,也要背一杆槍)。1958年4月把牧民家裡的槍全部沒收了。大於千戶是1958年的5月份抓走了,他的兄弟幾個都抓掉了。部落裡的百戶也抓完了。他們全部死在勞改農場裡了。財產全部沒收了,牲口沒收掉後全部趕到公家辦的牧場裡了。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都在不停地抓人。我們大於部落每家每戶都抓。半個部落抓完了。後來,他們來抓我,抓的時候幾個小伙子來用麻繩捆。就那一捆,多少人被捆成殘廢了,麻繩捆得太緊,血脈一點都不通呵,一下子就腫起來了。貝勒旗的佛爺捆死了,哈熱加參亞烏爾的人捆死了。你不信的話去問庫庫熱鄉的旦增去,他也是被捆過抓過。我們兄弟有6個,我和兩個哥哥抓掉了,叔伯兄弟們都抓掉了。我的一個哥哥被捆得胳膊都干掉了,殘廢掉了,後來死在勞改農場了。一個兄弟跑的時候被看守用槍打死了,如果活著的話,有78歲了,他屬蛇。我的叔叔也被捆死了(他指著坐在地上的一個50多歲的漢子說),這就是我的侄子宮布才爾丹,捆死的就是他的父親。那時候他才5歲。“我是27歲上抓走的。天天把我押到辦公室,一天到晚用麻繩捆、用柏木棍打、烤箱上烤,整整一個多月,就讓你承認叛亂了,把你的槍拿來,把你的白洋拿來。我回答說,我可以不念經,也可以不煨桑,可是我真的沒有槍,再打我,我也找不出一杆槍。我們哪有啥叛亂呵?部落裡啥也沒當過,幾輩子就是放羊、放牛,肚子剛剛能吃飽。再干過個啥呀?給我判了10年的刑。“我們被抓掉後,剩下的人也不容易呵!上面要逼著他們搬到別處,那時候看樣子我們所有的人都活不成。我們在格切勞改農場、賽什克勞改農場(均在青海省烏蘭縣以西)裡掙扎,在一個個地死。抓掉的女人們全在西寧的一個女子勞改農場,果洛、玉樹、黃南、海南、海北和海西的女犯全部都在那裡。剩下的沒有抓的人呢? 他們在默勒的大雪、蘇勒托萊的大風裡餓肚子,死了多少人呵。千戶家抓得只剩下了一個僧阿佛爺和兩個奶奶,佛爺和一個奶奶餓死了。我的大媽、大伯和他們的兩個丫頭,我姐姐的兩個娃娃都餓死了。老漢、女人、娃娃們死得多。那是1959年的2~3月份。在哈薩墳那裡死了100多人。把女人、老人和娃娃們趕到托萊開荒,牧民們不會抓鐵锨,不會種地,肚子又吃不飽,穿得都沒收掉了,不死咋辦哩?“我勞改了4~5年後釋放掉了。31歲時釋放回來了。勞改農場裡我得上了胃病,眼睛是被打壞的。和我一起抓的人裡,我最熟悉的有9個人。回來的就是我和告白,還有一個女的。這個女的回來後就死在托萊牧場了。我呢,勞改回來就在托萊裡當工人,是管制分子。我們的娃娃們也不能上學。我們從托萊流浪到庫庫熱,又到大龍。“77年(1977年)又把我抓到看守所,審問挨打了1~2個月了。罪名是:‘不滿共產黨,給佛爺磕頭了,點酥油燈了。’“把我打了幾天以後,公安局的高局長說:‘看起來我們虧待你了,以後再慢慢照顧你吧。’就這麼給我擋了一輛路過的拉石棉的卡車,把我的鋪蓋扔到卡車上,讓我坐在卡車上回來了。我挨的打、我心裡的冤枉給誰說哩?“1958年,這是多少年來最大的一個災難,不是嗎?“在這裡我挨打挨批鬥,我心裡不舒坦,我死也要去海晏,1985年部分人搬往海晏時候,不讓我去,我說我死也要去。1989年我搬到海晏縣住下了,到現在已經14年了。我的腿是在海晏抓羊的時候摔折的,你看我現在成了這麼一個瘸子。我在海晏的孫子家住,我們6口人,只有800畝草場。娃娃們文化也沒有學啥,草場不夠,病也看不上。本來想住在礦區,那裡方便一些,但是礦區不批准。”
尼泊(蒙古)80歲“我在夏季牧場上剪羊毛,過來了一群民兵和干部,他們喊我和貝利達古、尕木道三個人的名字,我們走過來的時候,干部喊:‘你們把剪子放下。’我們放下剪子後,幾個民兵上來把我們三個人用手銬把胳膊擰到背後銬起來了。我不知道我們咋了,衣服也不讓我們取,額濟(母親)也沒有見上就押上走了。(因年邁聲音低沉而微弱)“手銬在背後吃不上飯,我們爬在地上像狗一樣用舌頭舔著吃。我被抓掉後,整整審問了18天,白天黑夜戴著手銬挨打。當過哈勒景鄉鄉長的散白勒被管教們捆在凳子上,上了‘八段錦’(刑罰名稱),他成了殘廢。他們硬說是我們參加叛亂,說我們開會吃飯商量要打共產黨。說我們是反革命。天哪!我們老百姓哪有過這個想法?我們窮牧民打共產黨干啥?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都打不過,我們哪有打共產黨的心呵?我知道啥呀?你看我的手(他伸出左手,手腕和手指都已變形殘廢)。我實在忍不住,他們說啥我就承認啥。我被判了12年的刑。我們海晏的蒙古人老漢們差不多抓完了。怎麼說哩?有100個人的話,要抓90個。
“我是個藏醫,我們青海蒙古人學藏醫的多了。我是貝勒旗的人,在扎藏寺我們已經世代七輩子了。我是7~8歲上就到扎藏寺院上學經學醫。我的外爺爺是個藏醫,我還有一個內蒙古烏珠穆沁的老師,他叫群呼爾阿克。“判了刑後,我被趕到賽什克農場了。一天二兩稀飯。我們在烏蘭縣的諾木洪、夏塘馬海種了一個月的地,沒有水,渴得想喝尿,連尿都沒有。只運來一汽車水,要8000~9000人喝,能夠嗎?犯人開始餓死、渴死、病死。有的人肚子餓、想家,再加上一點病就死掉了。“後來,又把我們調到伐木隊上了。我們40多個犯人在賽什克的頭道溝、二道溝、都蘭貢巴(都蘭寺)一帶砍伐樹。我們到那裡住的地方沒有,我們修了房子。每個人一天要砍伐三四方木頭。我拼了命地砍伐木頭、用肩扛木頭。我的兩個肩頭那時受了傷,現在活動不方便。完不成不讓吃飯,飯也就是那二兩稀飯,一個拳頭大的饃饃。肚子餓得晚上睡不著覺。一次,有些人去拾人家營盤上的骨頭回來熬湯喝,也不知道那是啥骨頭,凡吃了喝了的人中毒死了20多個。吃麥草死了一部分人。伐木隊的40個人,死的就剩我和一個叫楊正的人了。這些死掉的人對上面彙報的時候,都說的是病死了。“後來農場讓我放牲口。我有幾個親戚在賽什克農場裡,我不知道他們餓死了沒有。我想去看一下他們,我和一個伴兒從早晨8點騎著馬走。我從額爾德尼熬包的埡岵上去,就看見山腳下灘上埋著餓死的犯人,每個死人的沙堆上插著個木橛子或是扔著一塊磚,上面寫著名字。有的寫名字的木橛子讓犯人們取暖燒火了,所以也就看不出死掉的人是誰。我讓我的伴兒看上面有沒有我們的熟人親戚的名字。我一直走到12點還是埋死人的沙堆,前面一堆堆的埋死人的沙堆還看不到頭。“1964年提前釋放了我,我的命大,我算是活著回來了。我到托萊牧場時,看見我的額濟還活著,姐姐餓死了,還有一個妹妹也餓死了。賬篷沒有了。上面讓我去放馬,一開會我就要去挨批鬥挨打。‘文革’‘路線教育’……。那時候死一個人算個啥呀!我們一起的道爾基、索南措、馬民吉爾、達爾基、仁青措都被逼得自殺了。我算是又活下來了。三中全會開過以後,才算是讓我安穩下來。1987後我到寺院上來了。1958年被燒掉後,寺院一直沒有人也沒有房子。我來守寺院,想辦法化布施把寺院又重新修建起來了。比原來的要小得多,但不管咋的算是有了一個寺院。我老了,寺院上昨天剛剛開會才把我換掉。”聶步騰(蒙古)74歲“當時我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群眾對1958年平叛的事件有很多意見,說錯抓錯捕的太多。公安廳派我們一個工作組來調查海晏叛亂的事件。當時,抓人判刑都是縣委常委會定的。我們去參加縣委常委會,這件事法院的王某某知道。我們聽了常委們判刑判案子。他們是怎麼判的?噢唷!人家是按人的歲數來判刑的!主管領導問:‘這個多少歲?’一個回答:‘25歲嘛是35歲。’主管領導說:‘好,判20年。’又問:‘這個多少歲?’回答:‘這個70歲了。’主管領導說:‘ 判給18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為名叛亂’‘以修水庫為名叛亂’……全定的是這樣的罪名。常委會上常委們就這麼發言著哩!抓人判刑都是常委們定。我們在一邊聽著哩。這些事情你去找吳海晏(譯音),他比我知道得還要詳細,他知道干部們違法亂紀的事。“我是公安局副局長,是專門去了解情況的。幾次常委會都參加了,聽到的盡是這樣的情況。那時候有個叫六六(譯音)的副書記,我對他們說了這麼幾句話:‘打狼是縣上組織的,修水庫也是縣上組織的,怎麼都成了叛亂了?你們怎麼把十幾個人、幾十個人一起定罪?’這個副書記說:‘噫!你帶的什麼思想?小聶,你不對呀?’這個副書記知道我妻哥已經抓走了,我的哥也已經到政研班學習(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抓)。一個姓王的山西人勸我開會的時候不要再多說話。說人家已經開始注意我了。我沒有再說啥。“我想看一下我的哥哥,請示了他們後他們同意了,派了兩個蒙古族陪我,其實是監視。我買了個襯衣和幾包煙去看了一下我哥哥。“1961年開始部分復查1958年抓捕的叛亂分子。我去找副州長高中(譯音),他在解放後三角城羊場當過場長,民族感情比較深,人也很老練。我對他說:‘1958年的這個事情……’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急忙說:‘你是民族干部,說這個干啥?你要小心一點。’我說‘現在平反著哩。我的兩個親戚沒有參加叛亂,你能不能給海晏法院說一下?……’他答應了。後來他給我說,他給法院院長說了,院長說:‘噫!他又要想叛亂?’我只好對副州長說:‘算了,你別管了。’“當時就這樣,你一不小心就給你扣個‘叛亂分子’的帽子。“海北地區1958年這個‘叛亂’哪!是省公安廳無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地區根本沒有過叛亂。青海的海南和黃南局部地區有些叛亂,但那是極少數。那是過年的時間,開始是甘肅阿木去乎部落,把下去搞互助合作化的工作組殺了。接著就是河南蒙旗。最後是循化,一部分人在反動宗王、反動阿訇煽動起來後,攻占了循化城。是這些事件引起來的一場極端擴大化的運動。海西和海北根本就沒有叛亂。我在省公安廳,就了解這些情況。
“為啥要遷那麼遠?就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家屬。其實完全可以在就近處安置。岡察縣讓一點(土地)、祁連縣讓一點、農業區的湟源縣讓一點,不就安置了嘛。“不講任何道理,也不開會,晚上集中起來就用槍逼著走,一戶人家只給三頭馱牛馱東西。賬篷、蒙古包沒有辦法馱。黑賬篷只能馱半片,蒙古包根本沒有辦法馱,我們蒙古人住的是蒙古包呵。只馱一點路上吃的,再啥也馱不上。老人們個別的給一匹馬,那就兩個人騎一匹馬。“押著他們走的干部背著槍,用槍逼著他們走。有個叫尕副生(譯音)的干部,他是農場的副場長。搬家的人們天黑後走到那裡歇一歇。他拿著一個軍號,晚上三點鐘他的軍號一響,你就把馱子馱上走。路上死了好多人,有餓死的、有凍死的、有吊死的,也有批鬥挨打整死的。人們趕著牲口到了默勒河那裡、再上去到尕海 (湖)那裡,好多人跳水了。到則然埡岵煙瘴打死了多少人!大玉部落的藏民,海晏幾個部落的蒙古人都有被煙瘴打死的。600公裡雪山河水,要趕著牲口一步一步地走,後面有民兵用槍逼著,前面是狂風大雪,走了45天。這個情況張某某知道更清楚,可能他不會說,因為他就是押解的人。“到托萊後好多人沒有賬房,有的人找個白布賬房扎在雪地上,有的人用馱來的半片賬房。“氣候水土不服很容易得病,再加上餓肚子挨打受欺壓。1~2歲的娃娃死完了。搬遷來的人老人多,60歲以上的老人基本上死完了。“我們家成分高,是牧主成份。我的哥哥被當成叛亂分子抓走了。全家遷上走。我的父親剛60歲,到托萊後沒了。主要是肚子餓,得了病看不上。我們的家人都遷到了托萊。還有一部分人遷到了剛察縣,他們在剛察的哈爾蓋、沙柳河、紅山一帶。在哈爾蓋勞動的貝子家的佛爺說了句公道話。批鬥他的時候,人們把馬叉子套在他的頭上,然後騎在他的背上讓他走。“搬走的人的營盤上怎樣的情況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那些賬房和財產呢?一座座賬房、蒙古包還在原來的地方,賬房和包裡面的東西還像原來一樣堆著。有的賬房和蒙古包裡的火灶上還放著鍋,鍋裡煮著肉。火也沒有完全滅掉。他們連肉都來不及吃就被趕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們上來了,還有一部分海晏沒有搬遷的老百姓和干部們。他們在搬遷走的人留下的營盤上搶劫。他們哄搶那些賬房、哄搶那些蒙古包和裡面的東西。“人們已經搬走了,我騎著馬到海晏三角城羊場對面的草灘時,滿灘都是被搬遷的人遺棄掉的牧羊狗,滿灘都是跑回來的犏牛。“托萊是個省辦牧場,由省畜牧廳管。托萊原來只有一二萬頭牲畜,我們遷去以後增加到了18萬頭牲畜。當時還成立了一個托萊公社,把一部分搬遷過來的老弱病殘集中到那裡開荒。公社裡更是餓肚子,老人們沒有吃的。再加上干部們違法亂紀,隨便毆打、捆綁牧民。海晏的一個干部到那裡當會計,他捆綁毆打致死了不少人。那時候在托萊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字我忘記了。後來我聽人說他被逮捕了,有的說沒有逮捕。我後來沒有見過這個人。“那時候海晏全縣有19000人。‘平叛、反封建’抓了800人。搬遷走了10000多人,最後剩下了7000多人。“搬遷到托萊的牧民分了四個分場:大泉分場、科科萊分場、一分場、二分場。還有一部分人去了蘇裡,到那裡又和天峻縣的牧民打架爭草場。後來被天峻縣的人趕回來了。蘇裡原來是個沒有人的地方,1958年‘平叛’的時候搬過去了兩個藏族部落,後來成立了個鄉。“搬遷的群眾是1961年召開西北民族工作會議後才有好轉的。這個詳細情況是這樣:西北局得到消息,有人說海晏搬遷到托萊的群眾相當苦。他們知道後派了兩個干部,一個是西北局統戰部部長,叫康豐(譯音),一個是統戰部辦公室主任,叫鄧雲(譯音)。他們倆個從甘肅的鏡鐵山一帶到了托萊牧場。了解到了一些情況,當時托茂家(青海蒙古南右後旗,俗稱托茂公旗。托茂公旗有兩種居民,一種是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人,另一部分是信仰伊斯蘭教操蒙古語的居民,當地回、漢民稱其為托茂韃子)的一個回民老阿奶抱著他們的腿嚎啕大哭,老阿奶哭得說不出話來。孽障呵(可憐)!那個時候海晏搬遷過來的人孽障。“他們倆到了祁連縣後,縣委縣政府都不知道。當時我是副縣長。晚上我在看書,進來了兩個人,拿的是西北局統戰部的介紹信。我還不敢相信,他們把工作證也拿出來了,說是來了解情況。我當時不敢談。第二天是個星期天,他們住在大眾旅舍,縣政府招待所也沒有住。我去談了情況,他們做了個筆錄。讓我簽名,我沒敢簽名。我說‘你們拿上去了解這些情況吧’。這個材料後來到了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到了‘四清’‘文革’時候都成了我的罪證。“這個事後不久,州上才對托萊成立公社後,干部違法亂紀,群眾餓死病死的嚴重情況,算是開始重視了。“西北局和省上來文件,說用人民群眾的牲畜不能辦牧場。並且決定托萊牧場場社分家。那時候我去了,夏茸尕布(即察汗諾門汗活佛)是海北州副州長也去了。我們到托萊時,看見牧民們衣衫襤褸不堪哪!他們穿的皮襖,只有背後和上面的半截,沒有袖子和大襟(前襟)。在托萊雪山下的嚴寒裡,在那麼個破白布賬房裡過冬。這冬天怎麼過呀?人都是肉長的身子呀。開會的時候,我和夏茸尕布看著群眾中的那個氣氛那個神情,心揪住了。夏茸尕布副州長悄悄對我說:‘呵呀!我沒有想到是這個樣子……’我說‘實際情況就這麼個呵!’……
“1961年落實政策,托萊牧場場社分家。藏族大玉部的環科爾部落由夏茸尕布主張留在牧場了。蒙古族各部落的大多數都到了社裡。托茂公的蒙古人是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他們留下了17戶人家。從場裡分出來的100多戶牧民和90000多頭(只)牲畜都交給了祁連縣,人畜都占托萊牧場的一半多一點。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連縣的野牛溝、科科萊一帶。還有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連縣的默勒、札薩一帶。他們沒有馬,有的人家連賬房也沒有,沒有最起碼的生活和生產用品。我給縣委彙報了以後,縣委馬懷永(譯音)書記從縣財政撥了兩萬元,那時候兩萬元不少。用這些錢買了一些鞍子、皮繩、歐塔(牛羊毛織的口袋)、岡木瓊(裝炒面、酥油和曲拉的小木箱)、木箱和賬房毯子。經副省長點頭同意後,縣上派我去馬場調了700多匹馬。這樣,才安置了搬遷的群眾。這一下從海晏縣搬遷過來的牧民們的生活才漸漸有了好轉。唉!在這之前,這些牧民真是受苦了。說起這些,他們就哭。不能不哭呵!“1966年,‘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運動開始了。‘四清’工作團在團長李恩普和副團長衣竹林帶領1436名工作隊員進駐祁連縣的各機關、企事業單位、農村和牧區。“以‘四清’工作團副團長、青海省公安廳副廳長衣竹林為首的‘四清’運動工作團捏造了一個驚天大冤案,就是‘郭振國反革命集團’案。說我和郭振國一起搞反革命叛亂。“郭振國是門源蘇吉灘的藏族,是當時的祁連縣縣委副書記兼縣長,我當時是副縣長。這個冤案從縣長到各公社書記、主任和通信員,牽連了414人。涉及到了全縣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各公社、學校。好多干部這一次整掉了。‘四清’工作團專門把我審了15天。審訊小組把爐火燒得旺旺的,再給我們穿上皮大衣、皮帽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樣直淌。“用酷刑就有十多種:脖子上吊磨盤石、拔頭發、火烤、煙熏、用燒開的酥油往頭和脖子裡倒、開水往褲襠裡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假案的制造者就是以衣竹林為首的一部分人,衣竹林原來是山東省公安廳的廳長,因為搞假案,上面把他的廳長撤了,調到公安部當一副科長。不知怎麼調到青海省公安廳當起副廳長來了。那幾年,他去尖扎縣,把尖扎縣搞成了反革命集團。接著他去化隆縣,把化隆縣搞成了反革命集團。然後去循化縣,把循化縣搞成了反革命集團。他來到祁連縣,又把祁連縣搞成了反革命集團。他是個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團假案的專家。“因為我過去對1958年的叛亂和海晏搬遷說了些意見,‘四清’運動工作團說我是反革命,給我定了14條罪狀。當時我想,我肯定有小錯誤,但沒有大錯誤。更沒有反革命和叛亂等罪。“衣竹林說我在1958年搞了叛亂。我說:‘我沒有參加叛亂,這樣的事沒有過。’我對他說:‘你把58年搞叛亂的帽子戴到我的頭上難道對嗎?58年你帶的我們公安廳的工作組呵!你是帶隊的,誰去了誰沒有去你都清清楚楚。循化叛亂了,我在哪兒?我在澤庫,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難道忘了嗎?你忘了我給你提醒。’他戴著個眼鏡,他把眼鏡扶了扶說:‘哦!1958年,對對對,我想起來了……’我的血直往頭上湧,如果他再把1958年叛亂的帽子往我頭上扣,我就真想把他殺掉。我說:‘你想起來就對了!’他又說:‘那你這一次是第二次叛亂。’唉!“他又把我叫去談話。他說:‘我們本來不相信你搞叛亂,你是公安廳的人哪!但是現在證明你搞叛亂的人有多少?有80多個!你就是參加叛亂了。’他又說:‘ 你暗地裡參加了海晏叛亂,一開始你就知道。你說過:海晏搬遷,一戶人家三頭牛,半個賬房,武裝押解。黑天半夜地遷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 餓死了多少。你還說過1958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年的叛亂是漢族鎮壓少數民族。這些都是你說的吧?還有,你為什麼從馬場趕了那麼多的馬?你為什麼跑到那裡去要馬?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亂的證據。’噫!就這麼給我定了14條罪狀,一條一條地審問。我說:‘叛亂我沒有參加,這樣的事也沒有。’他們說:‘你是個不簡單的人,為啥沒有(參加叛亂)?你還准備請國民黨。’我說:‘請國民黨是沒有的事。’他們說:‘你那時候從海晏拿來了個電台,你還拿來好多槍……’天哪!我到哪裡去拿電台拿槍呢?他們說的電台是怎麼回事呢?我慢慢想起來了,那時候我妻子有個小木箱,裡面裝些梳妝用的東西。小木箱上面有個老虎的圖案。那個小木箱是我從海晏拿到在多倫的我妻子的姐姐家放下了。後來我妻子的姐姐讓我拿回去,我就拿到家裡了。當時有幾個人見了我妻子的這個小木箱。張某某和杜加都見了。唉!就這麼個小木箱嘛!還能有啥?真真讓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這個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證。這就開始審問了。‘你的電台呢?你是怎麼聯系的?’呵呀!白天整、晚上整。有七個人看守我。晚上睡下後,到半夜整起來再審問,白天開批鬥會。
“當時,托萊牧場場社分家時,我們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眾安置到了祁連縣的默勒、多倫一帶。這也成了一條罪狀。他們說:‘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團安置到默勒、多倫。你說那個地方地形好,攻不進來,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說‘那我是給誰說過這樣的話?’他們說:‘是下面的人說的。是胡某某說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說了。’他們指名道姓地說張某某怎麼說了,鄧某某怎麼說了。呵呀!整得凶呵。我說:‘這個事情根本沒有,你們好好查查。’“衣竹林、張光漢(譯音)和公安廳一處的科長,都硬要讓我承認參加叛亂了。很多人是被打得無法忍受時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亂說自己參加叛亂了。他們讓我看了一些說我參加叛亂的材料。一個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寫著:‘聶步騰是我們的頭是哩,郭振國是比他大的頭是哩。我們叛亂過了。’這是哈爾蓋貝子王爺的媳婦寫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譯音)寫的:‘他(指聶步騰)是海晏的縣長,我們的妹夫是岡察的縣長,久美是祁連的縣長。’問‘這些是誰說的?’回答是‘聶步騰說了, 是他任命的’。後來我問郭正海‘在部隊上的時候,你是給我當過班長的,你怎麼胡日鬼,你怎胡說哩?’他說:‘唉!打得我實在忍受不住了,我就編了這麼個事。不說你再沒有人呵。’我說:‘有這麼個事情你怎麼說都可以,就根本沒有這麼個事情,啥也沒有呵!你們是怎麼編的呵?’後來,青羊溝的大隊書記羅羅對我說:‘阿格瑪(藏語的感嘆詞),那時候審訊的時候把我打得實在是堅持不住了,我就說了你是叛亂的頭子。實在對不起呵……’我說:‘你現在道歉有啥用呵?’ 當時審訊一個人,不僅要逼得他承認自己參加了反革命叛亂,還要讓他拉上別的人,必須讓他承認有別的人參加。“我算了一下,當時衣竹林等人搞刑訊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12~13個,還有群眾死掉的都沒有算。扎馬什公社的書記王春龍(譯音),他是從山東逃荒來到這裡的。他在側所裡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長卓瑪是札薩的蒙古人,他也上吊死了……不少呵!一天價說是少數民族干部搞叛亂,最後把一些漢族干部也整了。“這些所謂搞叛亂材料是怎麼來的?當時在工作上開會的事情全部成了叛亂的依據。當時我們在野牛溝的大泉開會商量安置托萊搬遷過來的群眾,劃分草場和小隊。就這麼個事,在這次審訊中硬編造出了‘大泉北山叛亂會議’,還有個‘豹子崖會議’,豹子崖在阿日開,我從來沒有去過,也不知道這個地方。沒有去過也可以編造出你去過,而且開過叛亂會議。嚴刑拷打下,基層干部和群眾有些就害怕了,就說我參加叛亂了,他參加叛亂了。胡說在哪裡開會了,在哪裡叛亂了。本來都是安排生產的,傳達文件的。那是人民公社時候呵,那個時候會議多,安排生產的事情多。唉!最後都成了麼反革命叛亂的會議。“當時托萊牧場七分場牲口不夠,每一家安排了一只羊,共25只。就給那裡的老根托定了個以宰殺牲口為名搞反革命叛亂。在那裡整老根托,逼得大泉的勞布桑和先巴招供,說我們吃肉搞叛亂了,我們的頭頭是誰誰誰。這樣又牽連了一大批人。“最後查來查去,這些人啥事也沒有,根本就沒有個叛亂。都是刑訊逼供搞出來的。他們是怎麼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頭的時候,他們挖了一個坑,把老根托推到坑裡,然後用沙土再埋他,埋得只剩下他的頭,然後讓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最後,工作團要撤的時候,他們要我在材料上簽名。我沒有簽名。他們的局長不行。我又寫了個材料,說我有重大錯誤,但死都沒有承認他們說的‘叛亂’。因為這個材料,又把我批鬥了兩天。“衣竹林親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上去後,州委書記王風(譯音)發火了,他說:‘你們這次搞的這些案子,這麼大的反革命集團,書記、縣長、公社書記、公社主任、法院院長、公安局長……全部搞反革命,那我們海北州是干啥的?我們一個州委是干啥的?我們管著十個縣我們還管不成?這個材料我們不同意、不研究。’實際上就是這樣,海北州十個縣的縣長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職不失職?你州委在干啥?“州委說話了。最終我沒有去勞改。‘文革’開始後說我不老實,又和當權派們一起挨批鬥。我一直在臨時工作,自來水廠、水泥廠、磚瓦廠干。至到1979年落實政策後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最慘的是郭振國。1958年他被捕後來又釋放了,恢復了縣長的職務。1967年‘四清’運動中又逮捕了他,整整坐了14年的牢。這個事還得從頭說起。那個時候縣武裝部的一個干事,打野牲到山裡去後不知怎麼就上吊死了。他的馬背著馬鞍跑到小八寶了。郭振國的媳婦在那裡的奶廠當工人。海北州軍分區的兩個干部到祁連了,他們說這是被人殺死的。把這個人命案就毫無根據地扣到郭振國的頭上了。說他搞反革命叛亂殺了人。整來整去最後就憑空捏造了一個‘郭振國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亂的集團’。說郭振國和我搞反革命叛亂的案子。開始逮捕審訊群眾和基層干部。結果,祁連縣全縣七個公社的28個公社書記和主任,除了一個牛春發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當時人們說‘四七二十八,剩下了個牛春發’。說的就是這個事。牛春發是個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書記。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還是藏族、漢族和回族,都是反革命集團的成員。
“到1978年‘郭振國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亂的集團’案平反了,他被釋放了。安排了個州政協秘書長的工作,兩三年後就患癌去世了。他們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呵! 他的父親抓掉了,在監獄裡折磨得只剩一口氣了,出來就死掉了。他的一個堂哥抓掉了,釋放後在岡察沒處去,他走到阿日開還是在鄂博後,連病帶餓死掉了。他的兄弟們和家裡的其他人都被當成反革命家屬,整慘了。郭振國呢,白白坐了14年的牢。“郭振國釋放出來後,我給他說:‘你把你的情況要向有關方面說一說,你也應該說。你受了這麼多的迫害,你應該上訴。’他說:‘唉!把我安排掉就行了。中央那麼大的官都整死了,我算啥哩?我還說啥哩!’那好,事情就這麼扔下了。
“過了幾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組來查,當時來了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司令員、州委書記和州軍分區副司令員。他們查了以後沒有這個事。有個啥呢?都是開了會喝了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亂活動的事呵!那個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國沒有絲毫的關系。“一個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西寧文化街,公安廳家屬院的門口。我說:‘廳長好著散!’他說:‘你好著散!’我說:‘我好著哩。’他說:‘你平反了沒有?’我說:‘沒有平反。你不平反誰給我平反哩?’他說:‘你沒有事。我給調查組說過,你沒有事。郭振國是反革命。’我說:‘
調查組說過,你沒有事。郭振國是反革命。’我調查組說過,你沒有事。郭振國是反革命。’我說:‘你怎麼知道郭振國是反革命?路擺在你的面前你怎麼就不看一看呵?你有啥證據?你有啥人證、物證?’他說:‘人證有罷。’我說:‘人證他見了(郭振國搞反革命叛亂) 嗎?是怎麼個情況?是參加會了還是做了啥?’他說:‘這……這……這……,這個說來也傷腦筋得很。呵,好好好……你忙去。呵!再見!’然後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還在堅持郭振國是反革命!
“這麼一個人,他害了多少人呵!”
歐智布(蒙古)65歲
“我是在落實政策的時候才知道海晏搬遷的情況的。我們去了解情況,一戶一戶地去了解情況。確實很慘。他們噎得說不下去。
“他們是不被信任的人,擔心留下會搞破壞。搬遷的時間是定死的,一戶只給兩個馱牛,只能馱一點鋪蓋和一點口糧。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馱上,吃的和鋪蓋就馱不上了。賬房蒙古包和別的東西都那麼扔下了,有的人家還有點金銀珠寶之類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也不夠,把狗領上喂啥呀?本來牧區的人家搬遷轉場一般都要10多個到20多頭馱牛才能搬遷。兩個馱牛我們能馱個啥呀?1958年的冬天雪那麼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麼大,馱上的皮襖不夠用,一家一個破白布賬房,有的只帶著半片賬房。老人們走不動,娃娃們凍成了病。
“有的人家走到半路上後被抓走了,說是反革命叛亂分子。有一戶人家有七個娃娃,她們的名字我忘掉了。她們正搬到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來把阿爸和阿媽抓上走掉了。剩下的她們七個娃娃,一個比一個小。再咋辦哩?她們大一點的拉著小一點的,一個拉一個,還要在大雪地裡趕著牲口走。旁邊的鄰居們拉扯了幾個小的。就這麼走了,算是沒有死掉,活下來了。要不是好心的鄰居們幫助,她們半路上都死掉了。1982年我去那裡時,那七個娃娃中最大的已經是40歲的婦女了。
“他們搬上去以後,有一家的兒子被民兵叫上去了,說是有個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到下午民兵來給老阿爺說你的兒子死掉了,讓他去取屍體。噫!兒子好好地跟上他們走了,怎麼就死掉了呢?民兵說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死掉了。老阿爺跟上取屍體的時候,看見兒子後腦勺有一個斧頭或槍托之類的東西砸下的傷。原來是民兵叫上去審問了,讓他承認偷了什麼。他不承認,就被民兵一斧頭或槍托砸在後腦勺上,死了。老阿爺哭著噎著說不出話來。當時你給誰說呀?給誰說也是白說。死一個反革命家屬還不如死了個羊。就這麼完了。
“我們進了一座賬房,一個婦女突然看見我們了,她嚇得睜大眼睛,渾身顫抖,喘著粗氣,嘴裡‘呵……呵……’地叫著。我們問這是咋了?牧民們說她是在 1958年的運動和大搬遷時被干部們驚嚇成了病。平常,她只要聽見干部來了,就會飛跑到山上躲起來。今天她不知道你們要來。她這個叫後驚病,不能見干部, 看見下鄉干部來了她就犯病。
“我忘了她的名字,現在她沒了吧。
“當時省上、州上和縣上政策是怎麼樣的?是怎麼開會的?怎麼組織搬遷的?我不知道,我們只是作為落實政策的工作組去了解情況,去兌現了些錢。每戶給了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當時,國家根據人死了多少、牲畜死了多少的情況給了些錢。”
《西湖》 2007年第06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0-291X/2007/06/10002604.htm